弗洛姆認為，憑借一個強有力的自我，人就擁有了自我解放的力量，從而愈來愈能擺脫非理性的焦慮，獲得越來越大的自由，讓超我的權威無地自容，灰溜溜地逃之夭夭。另一方麵，如果社會條件背離生產力的形態，一個強有力的自我就無法形成，自我就會迷失方向，停滯不前，它就會不由自主地拜倒在源自超我的非理性權威的麵前，在權威中尋求安全。正如弗倫茨齊已經顯示的那樣，自我在催眠狀態下的鬆弛將在醫生和病人之間形成權威關係，這種關係是非理性的，因為它讓另一方變成了任人擺布的玩偶。
人們對權威的趨從心裏是否有其根源，人真的願意放棄自我嗎？弗洛姆不斷地思考著，有些人用自我的喪失來解釋一些人對權威的盲從和狂熱，弗洛姆認為事實上並不如此，這樣的解釋無法說明一些極其重要的東西，他對此並不完全滿意；又有些人認為人們放棄自我尋求權威庇護，主要原因是人們在強烈的本能欲望麵前俯首稱臣，趨從了內在的衝動，弗洛姆感覺還是有很大的缺陷。
相反，弗洛姆試圖綜合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他吸取的來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他希望借助各種因素的分析來對人的權威性格來個大解剖，不過這個時候他的理論還比較模糊，但這也預示著他後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把施虐——受虐性格作為人們放棄自我獨立，逃避自由的權威人格的核心。而在1936年的時候，他主要在人的xing欲望中尋求權威人格心理，但後來他接受了存在主義的異化概念和象征關係，認為在人性中有著異化的總根子。
弗洛姆在文章結尾處探討了當代社會中存在的反權威類型，他區分了造反與革命，前者隻是瞎起哄，打倒了一個權威又迎來一個權威，換湯不換藥，從基本性格上來看，缺乏真正意義的變革；後者則是一種天翻地覆的變革，權威在革命的號角聲中無處可逃，解放了的人們自由自在。弗洛姆承認革命是較少出現的，是一種稀有現象，它意味著自我的力量非常強大，能夠強有力地抵禦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權威的誘惑。在一個理性的、民主的社會中，領導人不是紙老虎，他是以能力、經驗、無私心而不是形式上的、天賦的優越性作為其權威的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並非所有的反權威衝動都是正當的，造反隻是一種假解放，在革命的幌子下其實又選擇了一種新的非理性的權威，即使剛開始時是那麼的群情激憤、轟轟烈烈，結局又有一個新權威粉墨登場。憤怒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僵硬的權威主義者，並不像表麵上那樣的水火不同爐，有一天你會發現在權威主義的陣營中出現了無政府主義者的麵孔，這時人們會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是一夥的呀！
在《權威與家庭研究》中，弗洛姆的理論充滿著樂觀主義的音調，他有著一種信念，強有力的、健全的個人會出現，成熟的、異xing愛欲的、理性的、民主和諧的社會終將降臨，他一直堅持著這種立場。隨著研究的深入，他逐漸降低了xing欲的重要性，由此與研究所的同仁們的觀點漸行漸遠。不久，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開始向他所尋求的自然統治、理性自我提出了質疑；馬爾庫塞也深表不滿，反對他把異性生殖欲作為能與美好社會和諧相處的健全心理的標準。然而社會研究所剛成立時並不是這樣，那時所有的同仁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心理烏托邦理想，真是有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味道。
◎3．另立門戶
隨著時間的流逝，弗洛姆與研究所的同仁們的觀點越來越相左了，他苦心經營的父權——母權理論之分未被他們完全接受。弗洛姆後來回憶這一分離過程時說，霍克海默從弗洛伊德思想中發現了一個更革命的弗洛伊德，他認為弗洛伊德比弗洛姆更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這樣，衝突在所難免。
弗洛姆的老朋友、研究所的元老洛文塔爾記得，分離的起因是由弗洛姆研究方向的改變造成的，他把社會的和“生存的”兩個部分象征化了。對個性的強調也是分歧之一，與其他成員相比，弗洛姆的作品缺少那樣的諷刺性，他的生活缺少審美的敏感，再加上阿多諾全麵介入研究所的事務，弗洛姆隻能選擇走人了。
1938年，在同仁們的排擠下，弗洛姆最終黯然地離開了他愛恨交加的社會研究所。當弗洛姆孤獨地離開的時候，研究所的同仁們竟然沒有一個出來挽留，這多麼讓弗洛姆傷心呀！善良的人們會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又會疑雲湧上心頭，早知有這種結局，當初何必要和他們走在一起，這不是自找苦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