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上所指，不管是哪一種自由，都必然讓追求它渴望它的人陷入孤獨、焦慮和恐懼之中。這就是自由的悖論，就像人坐在椅子上不能把自己再搬起來。更進一步說，人的這種自由後的恐懼、焦慮源於他與自然庇護的分家，與母親的子宮的分離，與生俱來的分離感讓他暴露於世界的威脅麵前；他那分辨一切的自我意識，更讓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套用一句歌詞，可以說都是自我意識惹的禍。
弗洛姆繼續指出，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同於他人的活生生的“我”時，孤獨和焦慮就會趁機侵入，並為未來作一個順從的、溫柔的小綿羊埋下了伏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若不能正確地解決自我的認同感和價值取向，那麼，他就會跟著感覺走緊拉著夢的手，隨大流讓別人為自己做主，在自我感覺良好中，做出了虛假的認同和價值取向，從而屈從於那有人格的和無人格的非理性的權威。
在這裏，有人格的非理性的權威，可以指我們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如希特勒就是一個明顯的代表，在納粹黨徒的眼裏，他就是上帝派來的救世主，來解救世界眾生；而非理性的無人格的權威，可以以現代社會中的“無名大眾”為代表。
可以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某一天大街上人們三五成群地議論紛紛，“李大哥，你聽說×××被炸死了嗎？”“真的嗎？你聽誰說的？”“我剛聽王二說的，據說那個BBC還報道了呢。”“喂，王二哥，是真的嗎？”“是真的，還是張三今天早晨特地跑來告訴我的。”“張三過來了，你問問他。”“張三，×××真的報銷了嗎？”“是真的，我的朋友李四特地打電話告訴我的，英國《太陽報》還報道了呢。”就在“我”說是“你”說的，“你”說是“他”說的打探消息來源中，謠言向四麵八方傳播開來，可就是找不到是誰說的，查無其人。其實製造這個謠言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沒有人格的“無名大眾”，結果人們在人雲亦雲中被這個無名的權威牽著鼻子走了。
弗洛姆經典地指出，順從源於人的天性，逃避自由的傾向深深根植於人的生存處境中。麵對這種情況，個人沒有討價還價的自由，這就是人的命定，無法逃避，個人僅僅能夠做的就是在兩個互相衝突的答案中選取一個，而且不能放棄，因為放棄就是一種投降主義，也就是一種選擇。
個人必須決定是把自己的命運要麼交給各種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權威，這種權威在當代社會可以表現為消費時尚和大眾趨同趣味，要麼把自己交給理性，為自己規定生活目標和人生追求。這個選擇是一個兩難的抉擇，個人要麼放棄自我以及自己的獨立性，讓權威們為自己做主，成為一個沒有頭腦的跟屁蟲，要麼自己聽從理性的安排，追求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讓自己和自然、他人和諧相處，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