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人的際遇非常重要。人有的時候不能從成功不成功這個角度看問題，這可能有些太功利主義了。衡量成功的標準究竟是什麼？當官發財是否就叫成功？我更喜歡亞裏士多德的觀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將自己的潛力發揮出來，這就叫成功。千萬不要按一個標準衡量成功與否。我也不讚同所謂按最後的結果來判斷一個人做事的正確與否。有的人賺錢了，我不認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當官，我也不認為那是成功的。關鍵是你走的路對不對？若搞陰謀詭計，鉤心鬥角，官當得再大，我也一點兒都不羨慕。我之所以不認為那是成功，是因為他沒有發揮人性本身的優點，總是生活在焦慮中。我曾說過，一個人若在某個單位沒被提拔，不要認為自己失敗了。如果那個單位的領導本身是個小人，是個沒有正義感、沒有原則的人，而你卻是一個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會被提拔的。在某種意義上，這恰恰是你的成功。如果你墮落得跟他完全一樣，我覺得這才是人生的失敗。
人生必須堅持自己的生活準則，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義的標準，認為隻有當大官了，或者賺大錢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過得踏實，這才很重要。
訪談人：你曾說受茅於軾、楊小凱影響很大，你覺得你受到了茅於軾哪些影響？
張維迎：我最初受他的影響，是知識上的，他使我開闊了眼界，因為我在大學裏學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些東西，他給我的知識與這些無關。逐步受到的影響，包括做學問和做人兩個方麵。茅於軾就像我剛才所說的，做學問始終有一顆獨立的心，完全是自由意誌的展現，不會受別人所左右，更不是為了謀生。他永遠保持一顆年輕的心，不斷在努力。他還有顆慈愛的心，這非常重要。他給普通人做了很多普通的事情，一般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可能不太願意做。這是我們通常學不到的一點。他不是裝的，他是出於真正的愛心。他真的就像一個聖人。像他這種人，有一種對於人類的博愛，存在於血液裏的博愛。有名的經濟學家很多，有高尚道德的人也很多，但能達到他這種境界的人很少很少。在跟他接觸中，對於他的很多精神，我有時會想，為什麼茅老師能做到，我們卻做不到？
所以，能在30多年前認識他，真覺得是一件蠻運氣的事情。中國人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謙虛一些，我們可以向很多人學到東西。但一生碰到像他這樣的老師、朋友，應該是蠻難得的。
與企業界關係不影響學術獨立
訪談人：你一向自稱特立獨行的學者，但人們看到你和一些商界大腕過從甚密，因此質疑這對於從事經濟研究並得出公正判斷會有影響，你怎麼看？
張維迎：對於一般人而言，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我在政界、商界、學界以及新聞界，都有很好的朋友。其中商界的不少人在他們下海之前我們就是朋友。我覺得，對於學者來講，他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超越，有獨立的學術人格。一般人肯定認為所謂屁股決定腦袋之類，但學者之所以為學者，是因為他有一種超越，或超脫。舉個例子吧，恩格斯是個資本家，馬克思跟他關係最好，但這並沒有阻止馬克思提出推翻資本主義的理論，而且恩格斯本人也是超越了自己的資本家身份。
我跟某一個人交往，坦率地講，不是因為他的身份、地位，喜歡交往，是因為他這個人本身讓我感興趣。我與朋友交往有一個原則，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從不從朋友那裏獲取個人好處，這是我做人的原則。其實對於我的很多觀點，有很多企業家也是不高興的，我和他們也有很多爭論。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不認為與企業界的關係對我的獨立性有任何傷害，正如與政府官員的交往沒有影響我的獨立性一樣。這不是嘴上說說，有文章和言論在。而且，適當的交往恰恰有助於我更多地了解社會。
但如果一個人做不到這一點，那他就可能不太適合做學問。如果你跟誰交往多，你就受他的利益的支配，這樣的人可能不很適合做學問。我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批評國有企業，完全是基於我的理念。
當然，話又說回來，我們跟任何人交往，都會受到一些影響，因為他會提供一種信息。假如你研究宏觀經濟問題，跟企業家交往多，他們就會跟你談很多的市場變化、需求狀態、訂單狀態等，這肯定會影響你對宏觀經濟的判斷。但我的意思是說，學術的獨立性，本質上與這些東西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