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到了新世紀的來臨，國產電影動輒百、八十元的票價，已逐漸把電影從一般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方式，完全演變成一種“貴族化”的時尚趣味，一種近乎奢侈的文化消費。因此，當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解決了基本溫飽的問題之後，文化的消費卻比物質匱乏時代反而顯得貧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交通大學聯合發布的2007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稱:我國文化消費總量過低，居民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不足1/4。大量中低收入階層在扣除衣食住行、醫療、養老和教育準備後，可用於文化消費的收入其實很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而目前，低收入群體主要是城鎮的下崗失業者和大部分農民，雖然近年來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相比而言，仍屬於較貧困階層。其收入狀況決定了消費行為比較謹慎，主要是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對於改善生活環境和提高生活質量，雖有願望和要求，但往往力不從心。這其中，尤其以電影消費的下滑最為觸目驚心。現如今，幾乎在各個年齡段的觀眾中，都可以找到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去過電影院的人。如果說，曾經給億萬國人帶來理想和夢幻的中國電影，曾經伴隨著我們度過了極為艱難困苦的歲月，那麼多年以後，這個讓我們魂牽夢繞的“大眾情人”已經變得麵目全非，再無半點親切。而在這一相對漫長的過程中，城市低收入群體，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有研究表明:正是這部分群體，曾經構成了國產電影輝煌時期的觀影人群主體。而現在這部分人卻基本與電影院無緣。在這個意義上，“溫飽之後讓窮人有夢”，便構成本書的出發點。
事實證明，收入菲薄與生活窘迫是城市低收入群體不能走進影院的現實原因，而影片的內容、形式遠離他們的生活，不能真正觸動乃至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和對未來生活的向往，則是更深層次的原因。但是，沒有消費能力並不意味著沒有消費需求，因此，充斥在電視節目中大量地以宣傳和炒作為目的的影視資訊、娛樂、做秀、八卦、乃至花邊緋聞、“潛規則”類的影視欄目，就成為他們感受當下影視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而對一般尚能進電影院觀看影片的觀眾來講，看進口的好萊塢大片，由幾乎構成了他們走進影院的唯一動機。因為以國產影片量，除去個別優秀或大製作的作品,實在讓他們找不出為之付出金錢和時間的理由。
第四章
自說自話:中國電影批評的“卡拉OK”
不僅如此，與國產電影並行發展中國電影理論，尤其是電影評論和批評，更是遠離了一般老百姓的視線。這其中，除了電影創作的乏善可陳之外，大量操持外來電影理論方法的研究人員，寫出的評論讓人看不懂，誇張一點說甚至不知所雲。特別是依據結構主義、符號論等國外引進的批評方法寫出的文章，大量的術語、概念完全和傳統的文化與電影理論“脫節”，與一般電影觀眾的對電影的欣賞、理解脫節，有些具體的段落簡直就像哲學文章而不是評論。而這種現象則進一步加劇了國產電影與普通老百姓的疏離程度。
尤為令人不安的是,當今世界，在由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組成的電影的宣傳炒做的鏈條中,資本始終是一隻或顯或隱的巨手，在操控、潤滑著整個過程的運做。而電影不僅利用大眾傳媒去刊登廣告進行宣傳炒作和各種衍生產品的推銷,甚至把大眾傳媒作為電影的另外一個新的傳播媒介。反過來,大眾傳媒也通過製造與電影有關的媒體事件來吸引觀眾、讀者的眼球，擴大自己的銷路,提高收聽率、收視率和點擊率。電影和大眾傳媒之間建立起的這種共謀關係，就成為在公共權利機關和意識形態控製範圍之外的“媒體霸權”。而在傳媒受利益驅動，失去價值判斷與文化自覺的情況下之，這種“霸權”就常常會“肆無忌憚”地“興風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