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應北京電視台之邀，在北京電視台《中華文明大講台》欄目開展係列講座《老子的幫助》。麵對電視台的盛情邀請，王蒙先生開始不無忐忑。因為,“王蒙先生承認，一開始接到邀請感到有些困難，主要是劃簡為繁容易，化繁為簡難”。“把簡單的東西講複雜很容易，講的時候加點英文，來點拉丁文，再用一些不太常用的筆法，就能做到。但要把艱深的東西講得讓普通人都明白，卻很不容易”。
而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則早在1999年就曾說過:“複雜的世界以複雜的理論解釋，其成功的機會近於零;複雜的世界是要以簡單的理論才有機會解釋的”。
經濟如此,藝術亦然。尤其對電影這一原本屬於大眾娛樂的藝術門類來說，除了個別極端晦澀、艱深的實驗電影，所有的解讀或評論，總不該比所要解讀或評論的對象還要複雜。但是，正如本文上麵所說，這個“簡單”其實並不簡單。它的難點不在於別處，就在於你對於你要說的東西，是否真懂以及是否具備一種化繁為簡深入淺出的敘述能力。
因此，盡管筆者有強烈的和讀者交流的初衷,並試圖把問題力求說得通俗平易，但讀者最後能否買賬,卻依然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特別是我不能保證我在試圖像王蒙先生說得那樣，在力求把複雜的事情化為簡單的過程中，所有觀點和論述都準確無誤。這就如我不能保證自己在吃飯事偶爾不慎會打個隔兒，乃至被噎上一口，甚至把飯噴出來。
在當今娛樂方式日新月異，新鮮事物層出不窮的情形下;在一個以追逐經濟利益為頭等大事的浮躁社會和一個有著太多的聲、色、光、影可以養眼怡情的信息時代中，紙媒讀物和書籍的式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媒體和書籍以吸引讀者眼球為目的的、先聲奪人的手段也有很多，但是，作為一種盡管力求“通俗”卻拒絕“庸俗”的學術著作，筆者本人包括本書的責任編輯張樸遠先生--我們都不想把自己的心血流於“八卦”類的喧鬧。但現實的情況是,試圖以一本書的方式，改變一種藝術形式在當下的際遇，無異於癡人說夢。困難之一是在這個形式已經淡出一般大眾視線之外的情形下，任何個人的努力，可能都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用民間的話說就是:可能連個泡兒都冒不了;另一方麵，則是個人能力問題，也就是說，取決於作者本人，是否具備對中國電影的洞察以及刪繁就簡，言簡意賅的分析與概括的能力。很不幸，在這兩個方麵，筆者都不具備十分的自信。對於前者，我自知人微言輕，根本想都不想;而後者，說起來就比較複雜。中國電影研究發展至今，已形成一個龐大的係統。且不說包括筆者所供職單位在內的若幹專業影視研究機構，就連大學的學科建設，有關影視專業的設置也突飛猛進地在短短數年中達到640個之多。至於在此期間培養的碩士、博士的數量，可能更要高過幾年來國產電影產量的總和。
崔永元在他的著作《不過如此》一書中，曾這樣自嘲他在廣播電台當報紙編輯的生涯:我“1985年畢業分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個小報,叫《中國廣播報》。我去的時候叫《廣播之友》，當時發行量有25萬份，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報紙。我在那兒幹了一年，把這個報紙幹得剩3萬份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