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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4月，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後在一份奏折中批示，文曰：“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刑律，沿用前明舊製，始有淩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凶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永遠刪除，俱改為斬決。”這份奏折名為《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署名者為伍廷芳和沈家本，實際的撰文者則為董康。
董康(1867-1947)，字授經，號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今常州人)。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科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己醜科進士，入清朝刑部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擢刑部提牢廳主事，總辦秋審、兼陝西司主稿。1902年修訂法律館成立後，先後任法律館校理、編修、總纂、提調等職,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參與清末變法修律各項立法和法律修訂工作。
1906年-1911年，法製現代化的5年之癢
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權體製下，王權的“集”是所有社會規則唯一的準繩，而“集”邁向“極”，由“集權”轉向“極權”，是封建製度開始趨於下坡路之始。所謂“物極必反”，極刑的采用與濫用，正是出於維護中央集權的迫切需要而產生，而這種需要背後必然是日益增長的某種反抗與威脅力量的存在。
中國法製走向現代化的曆程，可以從廢止“極刑”開始，也可以從完全推翻封建體製開始。事後諸葛亮的我們，當然知道董康撰寫的那紙奏折之後六年，清王朝覆滅於辛亥革命，所有的從技術改良到體製微調的種種努力都是徒費工夫；但董康不知道，因為他在曆史之中，也正以個人的姿態在創造曆史。
光緒三十二年（1906），董康以刑部候補郎中的身份赴日本，調查裁判監獄事宜，在此基礎上編輯成《調查日本裁判監獄報告書》，進呈禦覽。據當時同處東京的學部員外郎王儀通介紹，董康“出則就齋藤、小河、岡田諸學者研究法理，入則伏案編輯，心力專注，殆無片刻暇”，相當勤勉。“司法獨立”、“監獄以感化犯人為目的”等現代法製理念，集權體製下的法律改革之目標，益加清晰。董康也在與日本學者切磋學問的過程中，建立友誼，並先後延聘岡田朝太郎、鬆岡義正、小河滋次郎、誌田太郎為修訂法律館顧問暨京師法律學堂教習。
作為“海歸”新銳，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後，董康曾任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頒布的、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正是董康代筆之作。1906年的日本之旅，對於董康的事業而言，收獲頗豐。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集權也罷、極權也罷，都看似灰飛煙滅，在前途未明朗之前，董康再次東渡日本留學，仍然專攻法律。
1914-1923年，誦芬室外，十年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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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