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說法不是憑空設想，而是繼承了“周政”的基本觀念。“周政”是由周文王、周武王等一脈相承的周代治國秘籍，其基本內涵保存在《周易》、《尚書》等典籍中。戰國時期的《六韜》中以周文王、周武王向薑太公請教的口氣，討論了如何治國用兵。雖然不一定是文王、武王和太公的真實記錄，但書中的確反映的是周代以來，治國安邦的心得體會。其中，卷一《文韜》分析了如何從國家製度、行政策略等方麵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獲得天下諸侯的支持，蓄積實力，待到力量足夠強大時，輕輕一推，便使看似強大的殷商土崩瓦解。
《六韜·文韜·國務》記載文王谘詢太公：“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意思是讓太公講講定國安邦的秘訣：要想使君主尊貴，民眾安定，應該怎麼做呢？太公回答說：
我們要使百姓獲得真正的利益，不去輕易傷害他們；我們要能夠成就百姓，不要總讓他們失望；我們要使百姓能夠生存，不能總是折騰他們；我們要給百姓帶去越來越多的實惠，不要總想掠奪他們；我們要使百姓生活快樂，不要煩擾他們。我們要使百姓真心喜歡政府，就不要引起他們的憤怒。
道理看似很簡單，而且也說了幾千年。但很多朝代在立國初期，君主兢兢業業，不敢玩忽職守，可一旦承平日久，就把開國之君的教訓忘得幹幹淨淨。不僅不再保護百姓，而且視百姓為仇寇，想盡辦法橫征暴斂，最終把百姓逼到反抗的死角。
這也是中國曆史的死角，幾乎所有的朝代都逃脫不了一個怪圈：立國之初行“無為”之政，發展生產；強盛之後逞“有為”之能，窮兵黷武；衰落時期不得不“強為”，橫征暴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敗亡之時則“亂為”，拆東牆補西牆，有私無公，有家無國，最終土崩瓦解。
看似循環的曆史，恰恰揭示了曆代政府與百姓之間的利益博弈。即政府隻要給予百姓足夠多的生存空間，彼此相安無事，國家便能得以穩定。《六韜·文韜·國務》裏薑太公諄諄告誡文王，詳細闡釋愛民之道：
要讓百姓不失本務，就是給予他們真正的好處。不違農時，就是讓百姓有了收獲；減輕刑罰，保障守法者的利益，就是讓百姓生存；輕徭薄賦，就是給百姓財富；少建樓台館閣，就會讓百姓生活安樂；官吏清廉，不行苛政，不騷擾百姓，就會讓百姓歡喜。
反之，百姓無法勞作，就是隨意損害他們的利益。耽誤農時，就是減少百姓收入；沒有罪過卻處罰百姓，就是在殘害他們；加重賦稅，就是掠奪他們；多建樓台宮室，就會使百姓疲憊，這是在磨難他們；官吏腐敗又嚴苛，就會激怒百姓。
善於治理國家、管理百姓的人，會像父母愛護子女、兄長嗬護幼弟那樣，看到百姓饑餓寒冷，為他們憂心發愁；看到他們勞累痛苦，內心為他們悲傷；賞罰百姓就像是賞罰自己一樣；征收百姓的賦稅，就像是索取自己的財物一樣。
這就是儒家望眼欲穿的“仁政”，可惜曆史並沒有給予太多的機會，使其得到實踐。這也是兵法津津樂道的固國之本、強國之法，可惜很少有政府勇於堅持、敢於堅持、長於堅持。就連那些夢想稱霸的國君，也極不情願去做。
《孟子·梁惠王上》記載梁惠王詢問孟子，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說：隻有統一，天下才能安定。梁惠王繼續問道：誰能統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說：隻有不好殺戮的國君，方能統一天下。擁有地方百裏的土地就可以稱王，但是，國君隻有對百姓施仁政，減省刑罰、薄斂賦稅，才能夠使百姓提著木棒，齊心協力，與他同仇敵愾，去抵禦秦楚的堅甲利兵。
君臣一心、上下同誌果真能以弱敵強、以小敵大、以寡敵眾嗎？孟子便分析秦國和楚國的情形：秦國和楚國無時無刻不在征兵募丁，剝奪百姓的農時勞動，使得他們不能夠耕種田地，無法贍養父母。百姓的父母受凍挨餓，兄弟和妻子兒女四處逃難，陷入水深火熱的痛苦之中苦不堪言。如果梁惠王以仁義之師，帶領軍隊前去討伐他們，百姓自然響應，誰能抵抗得住這仁義之師呢？這就是“仁者無敵”！
仁者無敵，不是說仁厚的人沒有敵人，而是說行仁政的國家沒有誰能抵擋得了。因為仁政之國，以恤民為德；推行王道，以強國為本。
在這方麵，“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勾踐是個極好的例子。越王勾踐，是一個很陰鷙的人。陰鷙者，心思縝密且深藏不露。在越國為吳國所滅之後，勾踐淪為階下之囚。勾踐要興複越國，靠武力吧，已被打敗；用霸道吧，卻沒有兵，這條途徑已被證明不行了。那該怎麼辦呢？
勾踐臥薪嚐膽，提醒自己不忘舊仇。亡國之民，亡國之君，自然不能有福同享，那就有難同當吧。勾踐在走投無路中，找到的是複興之路，即儒家所推崇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