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踐學會了與百姓一起分享，凡是杯中的酒，碗中的肉，籃中的飯，沒有不與身邊的臣民兵士一起分享的。凡是生病的百姓，勾踐一定親自慰問；凡是有喪事的人家，勾踐一定協助安葬。他深入阡陌街巷，敬重老人，疼愛幼童，撫養孤兒成長，詢問百姓疾苦。用忠信恩惠幫助百姓，用淳樸寬厚對待百姓。凡是富人，能讓他們安心；凡是窮人，能讓他們生存。製定政策，也努力做到補充不足，調節有餘。貧能安樂，富能好禮，越國之內階層相安，百姓相合，君臣相得。
沒有想不到的，隻有做不到的。輸光了資本的勾踐，隻剩下自己的雄心和一群跟著自己的百姓，於是勾踐就體恤他們，撫慰他們，同甘共苦。國可亡，民猶在，終能複興；君可敗，政不敗，終能重振。
經過了數年的勵精圖治，越國國力大增，趁著夫差參加黃池會盟之機，起兵攻吳。越國百姓互相激勵，父親勉勵兒子，兄長鼓勵弟弟，妻子激勵丈夫。百姓都說：我們有這樣的國君，為他去死又有何畏懼呢？正應了那句話：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久，勾踐率領臣民一舉滅吳，複國雪恥。
以齊國之弱，越國之亡，能轉危為安，敗中取勝，靠的正是體恤百姓，仁政愛民。小國、危國、亡國皆能因百姓支持而強大，更何況那些大國、強國和存國呢？所以說，國家之所以危亡，在於上下不能同仇敵愾；政府之所以衰敗，在於官民關係分崩離析；百姓之所以瓦解，在於社會共識四分五裂。
中國兵法的戰略觀念，以民心向背作為一個衡量指標，理論上是這樣表述的：
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發，一或失之，噬臍無及。
（《元兄·燕鐵木兒傳》）說的是國家用兵，君主舉事，一定要考察民心。如果民心厭惡，萬萬不可強行，勉強為之必然大失民心，非但不能成功，反而會直接危及社會穩定，成為國家興衰轉化的樞機。一旦敗局已定，隻能追悔莫及。
這種例子太多了，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闖王”李自成了。崇禎初年，陝西發生饑荒，多數百姓為了生存，淪為盜賊強盜。李繼貞上書朝廷，請求撥款救災，崇禎心有餘力不足，低估了百姓的爆發力，也高估了政權的穩定性和官吏的能力。而此時最有實力的鬧事隊伍，首領是李自成，他聽取謀士李岩的建議：要想奪得天下，就一定要順民心，不要輕易塗炭百姓，要想辦法贏得天下百姓擁護。他們打擊土豪鄉紳，救助饑民。民間便流傳著“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百姓兒童交口傳唱，追隨李自成的饑民越來越多。
李自成把這些饑民組織起來，編成起義軍，製定了嚴明的軍紀：軍中將士不能私藏金銀，不允許擾民害民、騷擾婦女。對馬匹闖入市集擾亂百姓，或者軍士踐踏稻田等惡意破壞的行為，嚴加管束，重者還可能予以處斬。李自成以身作則，帶兵作戰，不近酒色，與將士同甘苦、共患難。由此，義軍深得百姓擁護，最終抓住了戰機，攻入北京城內，逼得崇禎煤山自縊。
然此一時，彼一時，李自成在建立大順政權後，鬥誌皆無，忘記了信守此前愛民、護民、恤民的宗旨。他先是對明朝舊官吏敲詐勒索，要求繳納金銀財寶，還列出具體的數目，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起義軍真是造反出身，不懂會計，也不想想晚明官吏有這麼多家產嗎？
拿不出來，是態度問題。不願獻納，更是態度問題。大將劉宗敏專門負責此事，直接上刑拷打百官，半個月不到，致死者一千六百多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手下士兵也是“殺人無虛日”，掠搶民財，讓北京的百姓徹底遭了殃。
一場屠戮搶奪，就讓李自成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明朝舊吏麵對不講理的殺戮和沒有理由的拷打，看清了新政權的本質。投降的開始後悔，不投降的便堅決不投降。吳三桂更是下了死心與李自成為敵，外地的明朝殘餘力量也不再觀望，更不指望李自成來收編，幹脆擁護建立了晚明政權。當李自成敗退離開北京後，再也沒有當年攻打北京時的一呼百應，而是將帥離心離德，最終軍心渙散，走投無路，一敗塗地。
孟子所謂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道”即是正道。堅守正道需要付出代價，雖艱辛，但總能走向光明。李自成攻下北京後，若能一如既往地體恤百姓，如曆代開國之君那樣警惕戒懼，則不至於那麼快重蹈覆轍。民間常用“打了十八年天下，坐了十八天皇帝”來形容李闖王不識時務，白忙活一場。李自成因恤民而成功，又因虐民而失敗，成也如此，敗也如此，著實讓豪傑扼腕而警惕，讓史家嘲諷而歎息。
積儲為富。藏富於國與藏富於民的根本差別，不在於錢財所處之地，而在於由此造成的民心變化。有國而無民，最終必然打破國與家、官與民的平衡點，導致人心思變，期待革故鼎新。
積儲為富，說的是要積蓄財貨充實國力，保證國家的穩定，為即將發生的戰爭和災患，提供物質保障。俗話說：炮彈一響，黃金萬兩。戰爭雙方消耗財力、人力、物力，為的就是要對手說個“服”字，這道理兵家清楚得很。《孫子兵法·作戰篇》中算了一筆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