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能和於君臣。君臣輯睦，關係和諧，上對下信任，下對上忠誠，少猜忌多溝通，行政順暢，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三是能和於同僚。軍隊將領之間、文臣武將之間、各級官僚兵士之間的“輯睦”，平時就事論事，戰時協調一致，互相支持，敵國自然不敢輕易打歪主意。
但是曆史上，將相和的例子太少，文武相鬥、朝廷黨爭的故事則不勝枚舉，君臣猜忌的故事也是所存頗多。少見的隻有廉頗、藺相如能夠捐棄前嫌，李世民、魏征能夠彼此相得。而如何做，才能夠保有“和於朝廷”的常態呢？
《尉繚子·原官》從法度的層麵闡釋了君臣、將相之和：
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
總原則為八個字：各安其分，各盡其責。尉繚子認為，信守法度，考核決斷，是臣子的職責；明令法度，檢查考驗，是君主的職責；明確自己的職責，統一刑賞輕重，是君主、臣子都應具備的謀略能力。隻有下麵盡職，上麵盡責，平日管理國家時，掌握國家財力的虛實，才是保持國力強盛的基礎；戰爭應對敵人時，了解敵方的弱點，才是保持自己強大的根本。
軍隊將士能和，可以攻無不克；朝廷君臣能和，可以戰無不勝；國家軍民一心，可以不戰屈人。管仲曾用兵政合一、農戰合一的視角，強調軍民之和：
用道來養兵，百姓就會和諧共勉，用德來養兵，則百姓就會團結一致。和睦共勉、團結一致就能夠整齊劃一、協調一致；協調一致就能夠凝聚力量，和諧團結、凝聚力量，就沒有誰能夠傷害到自己。為將者用道義和德行去對待士卒，必然能獲得士卒的擁護，從而使得整個團隊具有較強的凝聚力，這樣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這一表述，實際是把治國、治軍、治民融合起來，以國民的團結促進軍民的團結，以君臣的團結促進軍隊的團結，簡直就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原始版本。
國之強，在於固本；政之強，在於輯睦；兵之強，在於同心；民之強，在於和眾。物力能蓄，人力能用，兵勝於朝廷，自然在情理之中。
伐交製勝：聯合小國，借助大國，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用力於關鍵處，外交上縱橫捭闔，輔助軍事造勢。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不戰而勝，不武而武，是為上上策。
《孫子兵法·謀攻》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是介乎戰略和戰術之間的行為，古代的外交由“行人”負責，國君親自選派，今天的外交與國防則各有所屬，不妨將伐交視為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
伐交製勝是利用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等手段，為國家戰略行動服務。《管子·霸言》不僅承認伐交的合法性，還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稱之為“因國”：
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
說白了，就是借力打力：借助大國的力量削弱小國，借助強國的力量瓦解弱國，借助重國的力量壓低別國。強國多的時候，就聯合強國兼並弱國，成就自己的霸業；小國多的時候，就聯合小國蠶食大國，成就自己的王道。
管子正是充分利用諸侯之間的相互製衡關係，尋找到稱王稱霸的關鍵。他還說強國多時，誰先出頭誰遭殃；小國多時，誰後出頭誰沒戲。參戰國多，誰後加入誰稱霸；參戰國少，誰先號召誰稱王。盡管《管子》一書非管仲所作，但它立足於國際關係審視國家政策，是管仲協助齊桓公稱霸的重要謀略之一。
齊桓公二年（前684年），齊魯長勺之戰，齊師敗績。宋魯之戰，魯又取勝。齊魯抗衡，魯國連勝兩局。齊國戰場不勝，隻能決勝於權謀了。於是管仲開始利用小國關係來做文章。先是殺雞給猴看，滅掉了譚國。然後在齊桓公五年（前681年），提出齊國要與宋、陳、蔡、鄭等國在北杏會盟，商討安宋之計。有的諸侯無動於衷，其中遂國接到邀請，居然沒有參加會盟。齊國雖然暫時打不過魯國，還是打得過小小遂國的，管仲立刻出兵滅遂。魯國一看，齊魯之間的國家都與齊國結盟了，便接受齊國的建議，準備兩國和好，在柯會盟。
第二年，宋國內亂，背叛了齊國。管仲請齊桓公邀請陳、曹一起伐宋，又請求周王室派兵。於是周王的王師、齊、陳、曹共同伐宋，宋國一看形勢不妙，立刻服軟。這樣，魯、宋、陳、蔡、衛已屈服齊國，山東地區就剩下鄭國了。管仲又讓齊桓公趁鄭國內亂介入調解，扶植新君登位，與齊聯合。
一個一個擺平之後，管仲便邀請周王室參加，與宋、衛、鄭在鄄會盟，後又召集魯、宋、陳、衛、鄭、許、滑、滕等在幽會盟，周惠王派召伯為代表，賜給齊桓公侯伯爵位，齊國由此成為公認的霸主。
在這個過程中，管仲把《管子·霸言》裏的論述運用得爐火純青，將因國而伐交運用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