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交，就要想辦法瓦解敵方的盟友，增加自己的實力。宋代兵書《武經總要》概括得很精當：“伐交者，絕敵之援，使不能合也。”就是孤立對方，使之沒有朋友、沒有援手、沒有幫助，最終無力抗衡。《兵法百言》之“勾”描述得更直白：
勾敵之信以為通，勾敵之勇以為應，與國勾之為聲援，四裔勾之助攻擊。
這裏所說的“勾”，就是招引、引誘，是通過必要的手段，令對方為我所用。勾敵之信為用間，勾敵之勇為反間，與國勾之、四裔勾之則是典型的伐交。就是想辦法通過外交手段令他國、周邊政權為我所用，或為聲援，或為協助，使我的力量倍增，敵之力量削弱。特別是在關鍵時期，即便隻是使第三方作壁上觀，保持中立，也達到了削弱對方外援的目的。
前文提到的鬥廉所言“師克在和”的戰例，背後也有伐交的考量。唐人趙蕤所著的《長短經》亦稱《反經》是這樣描述的：
昔楚莫敖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以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鬥廉曰：“鄖人軍於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鬥誌。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
此處重點論述五國之間相互關係，認為槍打出頭鳥，鄖國既然為諸國首領，自覺兵強，若一舉擊潰，其餘四國失去了所仗的勢，必然退軍。
伐交有三種，一是以軍事行動來伐交，如管仲以盟代兵，以兵促盟；二是以伐交輔助軍事行動，如楚國伐鄖而離散五國聯盟；三是以伐交替代軍事行動，這幾乎是純粹謀略上的高明了。燭之武退秦師、魯仲連義不帝秦、酈食其下齊七十城等，皆是兵不血刃，僅憑三寸不爛之舌便代替數萬雄師。
魯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晉、秦聯合夾攻鄭國，鄭國孤立無援，危在旦夕。無奈之下，鄭國派燭之武夜見秦穆公，試圖離間秦晉之好。燭之武很認真地跟秦穆公分析，秦國滅鄭國不僅徒勞無功，而且後患無窮：
第一，秦距鄭路途遙遠，鄭不可能作為秦國的邊境；說白了就是秦國不可能占有鄭國。
第二，既然不能占領，攻下鄭國，隻好拱手讓給晉國了。晉國有了鄭國這塊肥肉，實力自然增強，相比較而言，秦國的勢力削弱了。
第三，假如秦國保全鄭國，鄭國可以和秦國結好，秦國使者往來，鄭國可以接待，這對秦國有利而無害。
第四，最關鍵的是，秦對晉惠公有過好處，晉惠公答應用焦、瑕兩城作為酬謝，可是結果呢？不僅不給，反倒馬上修築工事來防備，這次秦國勞師遠征，何利何弊，不用閉眼睛也能想清楚啊！
第五，最要命的是，晉國什麼時候滿足過？東邊滅鄭之後自然會西侵。除了秦國，他還能動誰呢？
燭之武處處站在秦穆公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分析得入情入理，秦穆公一想：也是啊，多個朋友多條道，多個盟國多份力，幹脆同鄭國結盟得了。晉國一看秦軍這麼幹，這仗打得窩囊，也幹脆收兵撤退。
不得已而治軍，則善用兵者，在於使對方的盟友不能聯合；善用謀者，在於化敵為友，使己方力量倍增。國家之間的爭鬥，關鍵在於利益。敵我雙方的較量，錙銖必較，有利則動，無利則退，因而未出兵之時，需要廟算與地緣政治的關係，何者可為我用，何者可為我敵，何者可為我防，何者可為我助，都需要一一考慮清楚。穩住強國，聯合小國，借助大國，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用力於關鍵處，外交上縱橫捭闔，輔助軍事上的示形、造勢，達到以戰略行動化解危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不戰而勝，止戈為武，是為上上策。
二、尚武而出師有德
中國兵法講究武德，一是指“以武為德”，將“武”看成一種德行。表現在軍事行動中，即自覺遵守相關戰爭禮儀與交戰規則。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自古以來，交戰也有規矩，再殘忍的戰爭也講究規則。相傳為春秋時期著名軍事家司馬穰苴所寫的兵書《司馬法》中就說：
古時候追擊逃跑的敵人，不會超過百步，跟蹤退卻的敵人，也不會超過九十裏的距離，這是為了表明禮儀；不逼迫失去戰鬥力的士兵，並且哀傷憐憫他們，是表明軍隊有仁愛之心；排列好隊伍敲鑼打鼓，是為了表明軍隊忠信誠實；在戰爭中爭奪義，卻不爭奪利，是為了表明軍隊的氣節。
這種說法，現在看起來有些迂腐，但其表明了古代軍禮中有些規定，是出於最基本的人道主義。
周朝是講究這些武德的，隻不過打來打去，到了春秋時期，兵不厭詐、習以為常。兄弟宗盟，臉都撕破了，還講什麼禮儀。《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宋國與楚國在泓水交戰。宋國軍隊已經擺好陣列，楚國軍隊正在渡河，大司馬公孫固就建議宋襄公：敵眾我寡，應趁著楚國未全部過河，猛然出擊。宋襄公斷然拒絕這種做法。公孫固心有不甘，在楚國渡河完畢即將擺好陣勢的時候，再次請求出兵，又被宋襄公拒絕。等到楚國排列好之後，雙方開始交戰，宋軍大敗。宋襄公侍衛全部被殺，他的大腿也受了傷。宋國都城百姓都責備宋襄公，認為是宋襄公錯過了大好時機，導致如此結果。但宋襄公卻認為，按照周製，打仗要講理，用兵之道是不靠險阻、不乘人之危取勝，他不會進攻還沒有擺好陣勢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