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也許會嘲笑宋襄公是“蠢豬式的仁義”，跟敵人在戰場上講什麼禮節。我們若理解他執意遵守的“不以阻隘”恰是周禮中的內容，隻能歎惜時過境遷。春秋之後“兵以詐立，以利動”，宋襄公不知變通，抱著堂吉訶德式的騎士精神，於古為義，於今為笑。
二是指“以武衛德”，這是我們現在常用的意義。即通過武力來維護仁政、德行，或者說維護國家秩序、國際秩序。此處的“武”，是“師出有名”的“正義之師”。《尚書·甘誓》記載，在甘即將進行一場大戰，夏啟召集了六軍將領，說：“六軍的將士們，我要向你們宣告：有扈氏違背天意，輕視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怠慢甚至拋棄了我們頒布的曆法。上天因此要斷絕他們的國運，現在我隻有奉行上天對他們的懲罰。”此後舉凡作戰，往往都發布檄文，揭露討伐對象的種種不義暴行，並表明自己的正義性、合法性、合理性，在道義上贏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周禮·夏官司馬》認為，武力是保衛國家秩序的最終手段，規定了周王及方伯有權使用“九伐”之法，對諸侯國發生的種種不義行為進行征討：
若諸侯國中有以強淩弱，以眾欺寡的，就削弱他的勢力；有殺害賢良和百姓的，就出兵討伐他；有對內暴虐百姓，對外欺淩鄰國的，就囚禁此國國君；有土地荒廢、百姓流離失所的，就削減此國的土地；有憑借險要的地勢，而不服從禮法規定的，就派兵攻打他；有殺害無辜親族的，就治罪於他；有放逐或是殺害其國君的，就要誅殺他；有違反君主的命令，輕視國家法令的，就斷絕他與鄰國的交通；有行為悖亂人倫的，行為如同鳥獸的，就誅滅他。
周王出兵，或者委托稱霸一方的方伯出兵，不是出於兼並，而是為了維持諸侯的秩序，保護西周初年所構建的“封邦建國，以藩屏周”的封建製度。這種思路，被後世逐漸發展成為存亡繼絕、維護正義的武德思想。楚莊王也曾說，軍事行動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七種，前六種都是出於自守安邦與維護正義，後一種有些失之偏頗。在這樣的背景下，攻打一個不愛護其百姓的國家，是合理的；用戰爭製止戰爭，即使是率先發動戰爭，也是合理的。隻要軍事行動的目的，不是滿足一己私欲，而在於維護天道公理，也就是《荀子·王製》所說的“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並之心”，這就是所謂的武德要求。
止戈為武：要以戰止戰，不要以戰養戰，這是從政治高度對戰爭進程做了約束。既要把握戰爭的合理性，果斷出擊，又要把握戰爭的特殊性，適時收手。
《左傳·宣公十二年》有一句話：“夫文，止戈為武。”言外之意，製止戰爭才是真正的威武。從字形上來看，“止”與“戈”合起來，便是“武”字的原型，由此產生對“武”字的解釋：作戰的目的在於製止戰爭，很像今天所說的“武力保衛和平”。
古代常用“征伐”、“討伐”等詞來表示戰爭的合理性與武力的必要性。《吳子》還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
道者，所以反本複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不要一提到作戰，就是捉對廝殺，就是你死我活，那是士卒的理解。從定國安邦的角度來看，戰爭有很多種打法，也有很多途徑，更有很多手段。其中，“道”是用來探求事物本源的“義”是用來行事立功的；“謀”是用來趨利避害的；“要”是用來保護和守護國家基業的。若作戰意圖不合乎道，舉動不合乎義，卻又大肆張揚、不知收斂，禍患自然會降臨到頭上。高明的人用兵，必用道來號召，用義來規範，用禮來約束，用仁來撫慰。所以，古代兵法津津樂道的事情，是成湯出兵討伐夏桀，夏民歡欣喜悅；周武王和眾討伐紂王，殷人並不反對，這正是因為成湯、武王的行為合乎道義。
那麼我們具體該怎麼理解呢？
第一，進行戰略決策時，應該“綏之以道”。即按照“道”來規範行事。孫中山曾說：“天下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裏的“天下大勢”，指的就是“道”，它是宇宙、社會與人生的運行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關於“道”的含義，一般有兩種：一種是道家講的“道”，指的是世界的客觀規律；另一種是儒家的“道”，指的是正道、王道，即合乎禮、義、仁、智、信的規範。儒家學說體係中，用“有道之君”、“無道昏君”來分判正邪。但在道家看來，並不存在“有道”、“無道”的問題，“無道”也是“道”。兵家所談到的“道”，也不能單純地說是儒家的“道”，或者是道家的“道”，而應放在典籍中，放在具體的語境中，進行分析。吳起所說的“道”，前邊指的是萬物本原的“道”，後邊則是正道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