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是閉塞敵國君主的耳目，使臣民追羨富貴，不願承認危險災禍；私下許諾給他尊貴的地位，並偷偷地贈送他財寶，收買敵方國中的有識之士。本國的國力充實，卻要表現得很貧乏。私下裏收攏敵國的智士，使他們為己方出謀劃策。收納敵方的勇士，使他們幫助提高己方的士氣。不但要滿足他們對富貴的欲望，還要不斷地滋長這種欲望。這樣，敵國的智士和勇士就成為了己方的力量，也就閉塞了敵國君主的耳目。如果他的視聽都已經閉塞了，還能保有自己的國家嗎？
十二是培養扶植能夠禍亂敵國的奸臣，使敵國國君迷惑。進獻美女給敵方的國君，用美色迷惑他；贈送給他快馬良駒，使他沉迷其中；還要不時地奉承大好局勢，誘惑他忘記憂患。待到時機成熟，我們就號召天下人一同消滅他。
這十二條，可謂刀刀見血，殺人於無形之中，是通過和平的手段，演變敵國的有效途徑。大廈將傾，必坍於內；大國將衰，必亂乎內。薑太公這文伐十二法，正是采用“柔武不鬥”的策略，示弱示軟，縱容強大的對手，令其窮兵黷武，自作罪孽。殷紂王正是毀在周文王和薑太公的縱容之中，沉湎酒色，拒諫自是，賢臣遠遁，小人當道，最終民心渙散，不戰而敗。
古代兵法有時候將“文”視為“德”。《呂氏春秋·慎大覽·不廣》就說：“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文武兩手都要硬，哪有強敵可以抗衡？因而在製定軍事戰略時，要綜合運用文攻與武衛兩種策略。從處理國際爭端來說，可以付諸武力，也可以和平談判。但從長治久安來說，“先王耀德不觀兵”，即便對方與己國不和睦，也能“修文德以來之”，即通過長時間的戰略積累，樹立國家形象，形成國家處理問題的基本策略，便會不斷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即便有時出於利益考慮，若開誠布公，也會贏得其他國家的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文伐是應對敵國不得已的權謀，意在削弱對手；而與之相應的文德，則是采取主動策略，理順內政外交，提升國家的影響力，為不戰屈人提供必要的政治環境和外交實力。
《韓非子·五蠹》記載舜統治天下時，苗族人不服從統治，禹建議發兵討伐苗族。舜否定了禹的建議。在舜看來，自己文德不夠，內政不修，就去采用武力，不合乎道，攘外必先安內。之後，舜連續三年在國內推行德政，百姓講信修睦，持著武器跳舞，上下一心。當苗族人知道舜的德行和實力，就主動歸降了。
柔武，是對外守拙、示弱，含光內斂，目的是掩護自己的勵精圖治，集中力量發展自己，做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業，四海升平，這本身就是國家實力。如果內政上不修文德，國內官吏貪汙，政策混亂，民怨沸騰，就像晚清似的，不是因為外敵太強不能打，而是因為內憂太多不敢打，隻能一味對外示弱，這不是柔武，是軟弱。柔武作為權謀，可以用於外交；文德作為根本，主要用於內政。不斷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國力，不斷完善法製，不斷建構道德高地，使得周邊國家對本國心悅誠服，主動歸附，則不用權謀，也自然獲得戰略上的主動，贏得國際的尊重。
兵者不祥：古代兵書在談及用兵時，態度都是非常謹慎的，因為兵家都能意識到，用兵雖然能獲得一時的勝利、一時的征服，但也會帶來無窮的後患。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認為戰爭存在極大的潛在威脅，不能輕啟戰端，不能輕言戰爭。《管子·兵法》也諄諄告誡：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
戰爭不僅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更會挑起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百姓之間的仇恨。尤其是當一個國家內部問題沒有解決，更應該一心一意謀發展，把百姓的生活解決好，把人民的怨氣消除掉，先內修文德，再談外治武功。如果沒有內部的團結，對外作戰隻能引火燒身，外患未平，內亂迭起，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如果確實不得已而被迫選擇戰爭，那就要爭取通過這次戰爭，保證本國在今後較長時間內的穩定，至少獲得一種戰略上的均衡，通過新的力量分布，獲得幾十年的和平。
古代兵書在談及用兵時，態度都是非常謹慎的，作者都能意識到，用兵雖然可以獲得一時的勝利、一時的征服，但也會帶來無窮的後患。《司馬法》就說“國雖大，好戰必亡”。一個國家無論多麼強大，若一味地爭強好勝，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結果也隻能是自取其辱，自尋滅亡。
春秋無義戰，發動戰爭不外乎是掠奪土地百姓，打來打去，民不聊生，國皆焦土，還不如不打。有時隻是為了泄一己私憤，悍然發動戰爭，全無道義可言。很多諸侯國打來打去，把自己耗亡，晉國、宋國、鄭國、吳國、越國莫不如此。即便一度強大的西漢，也因對匈奴連年作戰，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盡管最後取得了一時的勝利，卻也民生凋敝、怨聲載道，國力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