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出“兵者不祥”，正是基於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考量，他說：“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天下矣，戰勝，以喪禮處之也。”把戰爭理解為“殺人”，是不可能得到天下擁護的。因為每一場戰爭背後都是無數生命的犧牲、無數家庭的破散。高明的治國者，即便戰勝，也“以喪禮處之”，這是對戰爭的理性態度、反思精神，也是對無數犧牲者的哀悼，對遭遇痛苦者的憐憫。
即便在秦滅六國的過程中，丞相呂不韋也是對戰爭心懷戒懼，《呂氏春秋·論威》繼承了《老子》、《司馬法》的告誡，也強調：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
可見他將“不得已”用兵作為最後的選擇。可惜秦始皇忘了“相父”的告誡，把用兵當作樂事。統一全國之後，不但不罷兵歸田，反而率大軍不斷巡行，勞民傷財，非但沒有彈壓住東方六國的殘餘勢力，嚴刑峻法反而激發了百姓的怨恨，最終死在巡行的路上，國家動蕩於戍邊士卒的反抗。其以武力統一全國，也被武力推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此前的《管子》，也在《幼官》、《重令》、《樞言》等篇中多次闡述，頻繁地進行戰爭，會使士兵疲憊；多次地取勝，會使國君驕橫。當驕橫的國君，派遣疲憊的士兵不停參加戰鬥，國家就隻能走向危險的境地。打了勝仗自然強大，殊不知盛極必衰，強大者的未來，就是衰亡。人所利用的是其長處，人所輕忽的也是其長處，善於遊泳的人常死在河邊，善於射箭的人常死在曠野，善於用兵的人最終死於戰場，與其這麼折騰，莫不如謹言慎行，做到“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不戰而勝。
話說當年，越王勾踐想要進攻吳國，範蠡苦心勸諫他說：“逞匹夫之勇的人，是與德背道而馳的；兵器是凶器，戰爭是問題最後的解決方法。私下裏謀劃去偷襲他國，是不道德的，愛用武力解決問題，而不是靠其他和平的方式解決，誰要是依賴這種德行做事，最終也會被這種德行毀滅。放蕩暴虐的性格，是上天所禁止的，要是先挑起無義的戰爭，最終上天也會不傾向於我們，對我們不利。”但當時勾踐卻不以為意，執意興師伐吳，結果被圍困在會稽山，被迫投降，做了俘虜。
曹魏時期，三國交鋒，戰事不斷。桓範在《世要論》中就談到盡量少用兵，把“兵者不祥”之論做了係統闡述：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製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戰爭，是以救亡圖存為目的，不以傷害危亡為目的，隻能是不得不用的無奈之舉。戰爭是凶險的事，武器是危險的工具，千萬要戒懼使用。因而我們既要少戰、不戰，又要備戰、能戰，隻有把這辯證關係把握住了，才是王道。
兵者不祥，是從反麵告誡戰略管理者，一方麵，要以戰爭來保衛革命果實、勝利果實和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不怕戰爭，不懼戰爭，不能過分求和而采用綏靖策略，若為求和而求和，隻能任人欺負。另一方麵，要意識到和平發展是最小的代價，百姓剛過幾天安定日子，要多用非戰爭的手段解決問題，充分發展自己國家實力，靈活運用外交能力，盡量避免戰爭。既不能好戰，也不能不戰，在二者之中尋找到平衡的支點。
以義為兵：古代兵法將“義”看成軍隊的靈魂，衡量軍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氣，衡量軍隊是否有堅強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審視其正義與否。
“義政”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行政概念。“義”，最簡單可以理解為“正義”。
《論語·裏仁》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所喻的“義”，是在思考問題時，從應該不應該的角度出發；“小人喻於利”是說小人在思考問題時，隻著眼於事情本身所能帶來的利益。前麵我們提到過：義是責任，是義務，是對社會的擔當精神，是對他人的負責態度。有句話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正是一種能勇於負責，敢於承擔的精神。《荀子·榮辱》說：“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君子做事，不考慮有何好處，而考慮該不該做。如果有利於百姓，有利於家國，有利於天下者，不會因為權勢幹預而動搖，不會因為利益牽扯而顧忌，死不旋踵，盡瘁而已。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義政”側重強調政權的合法性和行政的合理性。《墨子·天誌上》說：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這裏說“順天意”，是因為墨子相信天是有意誌的，天會督促國君、大臣和百姓按照天道行事。老子曾說天道是“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是“損不足而補有餘”。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按照天意那樣均富兼愛，則貧富均勻，沒有戰爭，天下自然安定。但現實中，常常是以人力對抗天道，不足者恒不足，有餘者恒有餘，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逞強淩弱越來越多。如此則小而爭奪不斷，大而戰爭連綿。
墨子說的天意，換成道家的詞，是天道；換成儒家的詞，是天德。其推崇的義政，也是儒、道、法諸家所樂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