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謂的“義”，從個人角度而言，是責任；從社會角度而言，是道義。放在國家層麵，道義就是顧炎武所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每個人都要肩負起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放在政府或者組織層麵，就是要能夠不辜負天下百姓所盼，鐵肩擔道義，扶困濟弱，以此穩固民心，贏得百姓的擁護。《孟子·公孫醜下》中所說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既強調做事要合乎正道，又要求欲成大事者，能自覺擔負“道義”。一個國家有了道義，就能夠弘揚正氣，達成價值共識，獲得道德認同，對是非善惡有著清醒的理解，百姓不會惶惑，官吏不會迷茫。
義政是義兵的基礎，而義兵是戰勝的關鍵。《司馬法》裏講“凡民，以仁救，以義戰”。動員百姓作戰要靠什麼？一是靠仁愛之心救民於水火，二是靠正義獲得百姓的擁戴。一支軍隊，隻有擔負起百姓期望、滿足百姓要求時，才能贏得百姓的支持。一場戰爭，隻有能夠合乎道義，合乎正義時，才能師出有名，才能持續得到援助。《淮南子·兵略訓》強調軍事行動中，“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一國之兵之所以堅強，在於百姓源源不斷的支持；百姓之所以源源不斷支持，寧死不屈，在於這支軍隊合於道義，堅守正義。
古代兵法將“義”看成軍隊的靈魂，衡量軍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氣，衡量軍隊是否有堅強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審視其正義與否。《呂氏春秋·禁塞》中說：
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義”，是指軍隊是否師出有名，是否合乎正義。古代兩軍對壘，雙方都要發布檄文，標榜自己是正義的一方，闡述自己作戰出兵的合理性、合法性，希望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天下百姓的擁護。正義在握的軍隊，會有著強大的戰鬥力。
“義兵”更為深廣的含義是軍隊行為的合理性。《呂氏春秋·懷寵》講：當義兵打到敵國的國都、或者城邑四郊的時候，保證不損害五穀，不挖掘墳墓，不砍伐樹木，不燒毀積聚的財物，不焚燒宮室房屋，不隨意搶奪牲畜。將在戰爭中俘獲的百姓，審查姓名並且登記在冊，然後把他們全都放回家中。
這些行為，簡直就是攻心戰，不僅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且保護對方的生產生活秩序，優待俘虜，善待百姓。這樣的軍隊所體現出來的道德自律，與百姓所期望的是一樣的，自然能最大限度地獲得敵國百姓的信任，軍隊自然可以取勝。
義兵，強調對百姓、官吏等非參戰人員的優待，是建立在對暴兵的無情打擊之上的。對那些幽怨、憤恨、冒進、負隅頑抗的人，因其沒有善良之心，不知體恤百姓，那就秋風掃落葉般無情，毫不手軟進行武力征伐。《呂氏春秋·蕩兵》便強調這樣做也是義兵的所為：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隻要戰爭是正義的，僅誅殺應該誅殺的人，把百姓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讓士卒解甲歸田，放馬南山，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享受和平，如此一來，盡管“義兵”也殺人，但他們恰恰是解民於倒懸，而非黷武，是集義所生。
通常，我們把沒有正義追求的軍隊稱為“烏合之眾”，把沒有組織好的軍隊叫作“散兵遊勇”。當一個軍隊有了正義的作戰目的作為凝聚力時，才會變得非常地強大，甚至可以消滅掉比自身強大幾倍的敵人。關鍵在於軍隊是否為“義兵”，政府是否行“義政”。
戰略決策和戰略行動，必須要考察是否合乎正義的要求，是否合乎德政、義政的要求，如果缺少合理性、合法性，即便僥幸取勝，也勝之不武，最終仍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近二十年來國際上的單邊幹涉主義發動的戰爭，不僅將所在國弄得一塌糊塗，也給發動者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讓我們意識到：一個軍隊的戰略執行力和戰術行動力，有時更取決於軍隊的立場。
中國曆代建朝之初，其軍隊解民倒懸，誅滅不義，一心一德，為民擁護，可以發動人民戰爭。隨著政府、朝廷的沒落，逐漸背離了其所應當承當的責任，失去了民心，其所承擔的道義、正義自然也就不存在，反倒變成了人民戰爭的對象。
三、不戰能屈人之兵
在《孫子兵法·謀攻》中有言：
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裏提出了戰爭的最高境界，不是攻破敵國，百戰百勝，而是不依仗武力就能屈人之兵。《穀梁傳》中也講：“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真正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即便不動用武力，也能輕易地化解很多問題。真正率兵打仗的人，不會輕易跟人作戰，就能降服對手；真正善於布陣的人，用不著拉開陣勢就贏了；真正動手的人，往往能夠保全自己。這些話都是在講，真正的“武”實際上是“不武”而取得勝利，“不武”才是“武”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