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又占據漢中，這可以作為戰略緩衝。四川百姓富裕，可惜劉璋不知道愛惜，人心思變。劉備要威信有威信，要名氣有名氣，幹脆想辦法，拿你們劉家這兩個不爭氣的人下手，占據荊州、益州。安撫百姓人民，憑借險要地勢，也能成就一番事業。靜以待變，一旦條件成熟，派一名上將從荊州北伐，親自率軍北出四川，天下不就還是姓劉嗎？
這就是不出茅廬，三分天下。諸葛亮高明就高明在他從戰略高度審視天下形勢，權衡出劉備最重要的兩個對手曹操和孫權的優劣，找到了天下最薄弱的地方，讓劉備拿自己的同宗同親下手，李代桃僵。難怪後來劉備感慨：“吾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那是因為劉備三兄弟的指揮戰術，如果沒有諸葛亮的戰略作為背景，打一輩子，充其量也隻是個散兵遊勇，恐怕連呂布的名聲都超不過。不戰屈人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在戰略上高於對手。毛澤東就說：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言外之意，我們做到了戰略上的絕對優勢，隻要戰術不犯錯誤，最終必能徹底取勝。諸葛亮是從國家形勢的角度來分析何去何從，這就是我們說的權國。劉伯溫所著《百戰奇略》說得更詳細：凡用兵之道，以計為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眾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
這裏說的“計”，是計謀。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計算、規劃、預案。他說，要打仗，就得先算算賬，看看敵我雙方要不要打，用不用打，能不能打。算什麼呢？
一是將之賢愚。先要考察對方的將帥如何，誰是牛人，誰是衰神，一比較高下優劣就出來了。對方肯定不會派出一個最差的吧，那我們就得想辦法讓他變成最差的。自古勝者為王敗者寇。勝利了，就有一千條經驗可以總結；失敗了，一萬條理由也無濟於事。要打仗，肯定要知道對手是誰，是什麼樣的人？是像趙括那樣隻會“紙上談兵”，還是像司馬懿那樣深謀多疑？看人下菜碟，就好收拾了。
當然，也要同時考察己方將帥的能力如何。蜀國馬謖在“七擒孟獲”的戰役中，曾為諸葛亮出謀劃策，提出“攻心”戰術，最終獲得了勝利；但劉備也指出了馬謖缺少執行力，是一個好參謀，但不是一個好將領。諸葛亮讓他守街亭，結果他剛愎自用，不按既定作戰計劃行事，毀了諸葛亮一局好棋。因此，為將者必須要充分了解各方人才的所長所短，才能將好鋼用在刀刃上。
二是敵之強弱。一軍之中，將士有強有弱，為將者要善於“避實擊虛”。晉楚城濮之戰，楚國糾集附屬小國陳國與蔡國出兵相助，將陳、蔡聯軍作為軍陣的右翼。陳、蔡乃是迫於楚國的壓力而被迫參戰的，其心必有異。晉將胥臣把戰馬都蒙上了虎皮，集合了精銳的兵力，先衝擊陳、蔡聯軍。當陳、蔡聯軍連連挫敗，開始退兵逃跑，楚國的右翼也就潰敗了。就這樣，晉軍在楚國聯軍的陣營之中，攻破了最薄弱的關口，贏得了這場戰役。
三是兵之眾寡。從戰略層麵是要算清對手可調配的軍事力量，從戰術層麵是算清作戰雙方士卒的多寡。齊魏馬陵之戰中，孫臏在與龐涓作戰時，命令軍士們每日減灶，造成齊軍人數逐漸變少的假象，好讓龐涓誤以為是齊軍傷亡慘重。於是，龐涓便武斷冒進，中了齊軍的埋伏，最後慘敗在孫臏手中。所以，至少要在局部形成絕對優勢，取得戰略上的主動。
四是地之險易。冷兵器時代，地形、地勢、地理往往對戰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兵家都要爭奪易守難攻的險要之地，保證己方軍營、糧道、進退的安全。曆史上的函穀關、潼關、虎牢關、雁門關、大散關都是著名的關卡，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還有黃河、長江、漢水等天塹，也是控製南北局勢的地理分界，曆來也是兵家的戰略要地。
我們可以讀讀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書中對全國各地的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以及曆代動亂形勢皆有所描述，可知地理對戰略的決定性作用。我們還可以讀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他把清朝的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討論得清清楚楚，從中能看出曆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
五是糧之虛實，說的是戰爭中後勤供給問題。兩軍交戰，前麵拚殺的是軍士，後麵較量的是糧草。中國曆史上幾次以少勝多的戰役，往往從“糧草”下手，逼得對方不戰而退。從戰略上看，“糧草”指的是軍事的後續能力和補給能力。
權政：兵之勝負、國之存亡，皆取決於行政。觀察一個國家行政體製，考察行政團隊的工作效率，調查決策人員的業務素養，審視決策高層的戰略意誌，就基本可以判斷出這場仗可不可以打，什麼時候打，甚至打的過程和終結的方式都能預料得到。
權政，就是權衡雙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組織能力、政策水平和官吏廉潔程度。
《文子》中有句話：“兵之勝敗皆在於政。”就是說，戰爭的勝敗與否，取決於政權的性質，取決於政府的行為模式，取決於政策製定的取向，取決於行政組織的方式。如果說權國是從國家整體實力上來審視戰略的製定，那麼權政則是從行政的角度來衡量一個政府能否應對近乎殘酷的軍事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