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歸納出爆發戰爭原因有五，幾乎都與內政有著密切的關係：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
概而言之，戰爭的爆發有兩種，一是國際戰爭，二是國內戰爭。國際戰爭多出於種族、領土或貿易爭端。但是否發動戰爭，除了倚強淩弱之外，多數是趁著他國國內有矛盾衝突時，實行外部幹預。而國內戰爭的爆發，幾乎都是直接針對政權而來。吳起所說的五種動因，基本概括了中國古代諸侯之間、民族之間戰爭產生的因素。
一是爭名。春秋五霸發動戰爭，除了獲得土地之外，更多時是為了出名，尤其是連綿不斷的會盟，就是找些擁躉，開一次會，仿佛就成了一方霸主。有些人甚至因為強出名而賠上身家性命。宋襄公本是個頗有作為的政治家，早年以賢臣子魚、公孫固為輔，宋國得以大治，國力一度鼎盛。他最初緊跟齊桓公步伐，積極維護齊國霸權，看到了霸主的威風。齊桓公死後，宋襄公想乘機成就一番事業，於是他聯合衛、曹、邾等國，扶植齊太子昭繼位為齊孝公。並因此試圖繼承齊桓公的霸業，不料滕國不服。他就囚禁了滕宣公，並邀請曹、邾、鄫會盟。結果鄫君遲到，招致宋襄公的懲罰。曹國招待得不好，宋襄公就派兵包圍曹國。真是心比天高力比紙薄，宋襄公的強行逞能，最終引起諸侯不滿。
陳國便聯合魯、陳、蔡、楚、鄭、齊在齊會盟，顯然是不承認宋襄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一看，大國都不承認自己的盟主地位，於是就分別派使者出使齊、魯、楚，尋求支持。楚國想乘機入主中原，就將計就計，假意表示支持。但到了會盟時，隻有楚、陳、蔡、許、曹、鄭六國之君按時赴約，齊孝公和魯僖公都沒來。宋襄公正想宣布自己是盟主，沒想到楚國早有伏兵，楚成王不僅搶了盟主的位置，還把宋襄公綁架到了楚國。經齊、魯調解，才將他放回去。宋襄公還是執迷不悟，決心拿鄭國出口氣，結果鄭國向楚國求救，泓水之戰，宋軍大敗。宋襄公自不量力，以小國之君，意欲稱霸，苦心經營，隻能抱恨終生。
中國曆史上，諸多農民起義軍都往往急於求成，剛剛攻下幾座山寨城池，就要爭著黃袍加身，爭著當開國功臣。隨後，常常是因為內部將領的權力紛爭，還有隊伍的腐敗墮落，自己消耗掉了實力，後被鎮壓剿滅，淪為改朝換代的鋪路石。如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隋末的瓦崗軍起義、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莫不如此。因而朱元璋起兵時，遵循“不稱王”的宗旨，積蓄力量，不計較虛名，而最終逐鹿中原，一統全國。
二是爭利。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直接動因，中國曆史上遊牧民族南侵，最初往往是為了掠奪邊民的財貨、馬匹、婦女。兵法毫不諱言“兵以利動”，打仗是為了利益，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從戰略上來看，不可因眼前小利便大動幹戈，貿然興兵。中東的動蕩，北非的連鎖變動，皆是因為這些地區盛產石油，很容易引起強國的覬覦，或製造其國內動蕩，或扶植國內反對力量，先是隔岸觀火，進而渾水摸魚，然後李代桃僵，甚至直接出兵幹預，以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三是積惡。兩國間因為某些矛盾糾紛而積怨、交惡，並由此引發了戰爭。
秦國與楚國曾因邊地之爭，鬥鬥和和幾十年；張儀出使楚國哄騙楚懷王，導致了楚懷王客死他鄉，楚國兵敗受辱。直到秦一統全國以後，民間還流傳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謠諺，足見秦楚兩國積怨之深。而後來項羽入鹹陽，毀秦陵，燒阿房宮，在自身的殘暴背後，楚人對秦的積恨不失為情緒動因。
四是內亂。內亂多起於統治集團內部爭鬥。西漢初年的“七王之亂”，西晉中期的“八王之亂”，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明朝初期的“靖難之役”，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亂”，都是亂自上作，或是君臣不和，或是兄弟猜忌，或是權臣寵臣爭鬥，或是地方坐大，統治者為了調整秩序，或者為了爭權奪利，引發國家動蕩。
五是因饑。亂世取勝，靠的是人和；治世生亂，多出於災荒。中國曆史上的動蕩，多起自災荒處置不當，使得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流民無以為生，往往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殺鄉紳，開官倉，以抗爭摧毀秩序，以暴動毀滅王朝。
從中國曆史上來看，積惡、內亂、因饑皆是內政不善而引發的爭鬥。對一個國家來說，君臣有隙、將相不和、遭逢天災不僅導致內政紊亂，也往往成為外國幹預的契機。此時敵對國家或者相鄰國家派去的使者，一方麵是吊災慰問，另一方麵就有可能是觀察虛實。
春秋時晉平公曾想要討伐齊國，就派大臣範昭出使齊國，名義上是去齊國訪問，實際上是借機考察齊國的行政環境。範昭去拜見齊景公，宴席之間，他假借酒酣之際，詢問齊景公可否用其樽來飲酒，是否可觀天子之樂。齊景公還未說話，範昭的要求就分別被晏子與太師回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