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拒絕，讓齊景公挺緊張，覺得得罪了使者。他就問晏子：“晉國是強盛的國家。範昭作為晉國的使者，來觀察齊國的政治，今天你卻觸怒了他，齊國該怎麼辦呢？”晏子卻回答道：“範昭並不是不熟悉禮的人，他想要越禮於齊國，所以臣下是不能順從他的。”
再問太師，太師也答道：“周朝的音樂，是天子的音樂，隻有周王才可以觀賞。範昭身為人臣，卻想要觀賞天子的音樂，臣下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當範昭回國後，就勸諫晉平公別攻打齊國了。他說：“當我意圖羞辱齊景公的時候，晏嬰知道；當我意圖破壞他們的禮樂時，太師能看得出來。這說明齊國賢臣良士各在其位，各司其職，這樣的國家是不能去攻打的，也是難以戰勝的。”
後來孔子聽聞了這件事，稱讚晏子：“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裏之外。”“樽俎折衝”便由此產生，用來形容外交使節無小事，看似不經意間的細節，恰恰折射出國家的實際情況。
中國文化始終有深厚的觀風知政的傳統，就是通過收集民歌民謠，由此窺探一個地區百姓的好惡，《詩經》和樂府詩的收集整理，正是觀政的產物。而外交場合的問對，也是了解一個國家國情的渠道。《戰國策·齊策四》便記載了趙威後問齊使，便是通過使者，巧妙轉達對齊國政治的擔憂和對齊國行政環境的熟悉，劉向將之編入《齊策》。《管子·問》更是列出六十五個問題，類似今天的測試題，提醒管理者應從哪些角度來審察一個國家的政治。他的邏輯與趙威後類似：
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裏之士也？……
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
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裏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
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
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戰略決策，是從根本上對一個國家的整體走向、宏觀政策進行謀劃，軍事戰略自然也是國家整體戰略的組成部分。在戰略管理時，要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不足，用憂患意識審視內政，用謹慎態度觀察世界，用長遠眼光預測發展。內政不明，不可以輕易外發；外敵不明，不能安然備戰。
從軍事戰略管理的角度來看，權政的要點有三：一要明了交戰雙方的戰略決策機製，即文官係統對軍事行動的支持力度、支持方式和彼此的協調機製。尤其要考察對方內政對外交、軍事的阻力，看是否可以作為製敵的突破口，同時要盡力彌補自身決策機製對軍事活動的掣肘。
二要明了雙方行政組織能力和戰時動員能力。所謂的行政組織能力，主要是行政效率能否進入戰時機製，物資供應、後勤補給、後方協調能否與軍事機構形成合力。所謂戰時動員能力，主要是行政機構能否抽調足夠多的人員、物資對軍事行動進行支持，以及民間是否給予軍事行為足夠多的理解。特別是民眾能夠承受的犧牲人數、戰爭耗費極限多少，戰爭的規模控製能力能否為民眾信任？美國和北約對伊拉克和利比亞發動戰爭後，國內反戰遊行持續不斷。民眾對於戰爭的厭惡態度，決定了政府不能一意孤行，完全撤軍是美國及其北約盟國遲早要做的選擇。
三要明了戰爭期間，反對力量能夠積累及形成的規模。在民選機製下，老布什、薩科齊贏得了戰爭，卻贏不了連任，關鍵因素就是海灣戰爭和利比亞戰爭的勝利，不足以證明二者具有協調國內政治和經濟的能力，而繼任的克林頓和奧朗德，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和外交策略。在其他政治體製中，在戰爭進行期間，也存在內部的分歧，這些意見分歧會成為政治鬥爭的議題、成為官員調整的理由，這些都需要進行戰略判斷。
權政，是一個參考項最多、預見性最低的項目，但權政卻常常是釜底抽薪般改變戰爭進程和左右戰略轉移的手段。兵之勝負、國之存亡，皆取決於行政。觀察一個國家行政體製，考察行政團隊的工作效率，調查決策人員的業務素養，審視決策高層的戰略意誌，就基本可以判斷出這場仗可不可以打，什麼時候打，甚至打的過程和終結的方式都能預料得到。
權將：優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點。與其研究共同的優秀品質，不如來看看那些倒黴的人，是如何被性格決定命運的。很多兵法從反麵分析了將帥應該規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