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政講的是行政局麵，是對由官員、精英組成的整體行政的權衡；權將講的是權衡國家中擔任最高職位的將領是否具有駕馭全局的能力，是否能準確地判斷國內、國際的形勢，能否統率軍隊取得勝利。據說是諸葛亮所寫的《將苑》描述了一個優秀的將領所應具備的品質：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壹意而已。
真正能擔負起國家大任的朝臣，在位時不倚仗自己的權勢，不貪圖利益、財貨，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為國家謀事中去。即使不在位，也能做到寵辱不驚。這簡單的幾句話，勾勒出了一個大將應具備的基本素養。真是英雄所見略同，英雄品性也相同，《孟子·滕文公下》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具備堅強性格、堅定信仰的人。
優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點。與其研究共同的優秀品質，不如來看看那些倒黴的人，是如何被性格決定命運的。《孫子兵法·九變》從反麵分析了將帥應該規避的問題：“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其一，“必死可殺”。對於一個將軍來講，在戰場上如果抱著顆“必死”之心，容易草率地做出決定，就容易被對手激怒而上當。為將者視死如歸，是對整個軍隊的不負責任，因為他的決定，牽係到整個軍隊、乃至於整個國家的安危，將帥固然可以身先士卒，卻不能輕易地慷慨赴死。
其二，“必生可虜”。如果將領貪生怕死，凡事畏手畏腳，過於謹慎，那麼一定會成為對方的俘虜。所以說，真正的“善將者”，一方麵應有不畏生死的決心，另一方麵，還要秉持謹慎惜身的態度。
其三，“忿速可侮”。與對方作戰，為將者若是抱著泄一己私憤的態度，失去理智、貿然進攻，結果必然是招致侮慢，自己也容易為人所害。
其四，“廉潔可辱”。為將者若過於講究廉潔，就會因為名聲而動心，因為侮辱而動怒，小不忍則亂大謀，容易被敵方利用，遭受羞辱。
其五，“愛民可煩”。為將者愛惜百姓，是仁義。但一旦過頭，就容易被敵方抓住弱點，反而成為自身的拖累。諸葛亮出山之前，劉備和其兄弟們也一直是在打勝仗，但苦於無立足之地。一方麵戰略上沒有思考清楚，沒有建立根據地；另一方麵，很多的百姓跟著他，劉、關、張三人帶著不到兩萬兵馬，整天護送二十萬百姓，不僅行軍速度緩慢，而且往往顧此失彼，哪裏還有精力去劃地盤？直到劉備在諸葛亮的幫助下，智取新野，後得荊州，才得以穩定下來。
《孫子兵法》提出這“五危”，正是出於辯證的認識，是為將者應時刻警惕的問題。客觀來講，衡量一個將領，既要看到他的優點，也要清楚他的缺點。戰時與日常生活完全不同，兩國交戰，絕不會看對方的優點在哪裏，恰恰相反，打的都是對方的缺點與弱點。如果一方的將領比較自負，對方就會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如果一方將領性格多疑，對方就會采取打草驚蛇、聲東擊西的策略。這些都是依據敵方性格上的缺點，來確定己方所要采取的戰略、戰術。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將帥不貪生怕死，廉潔奉公，愛民如子等特質，本是為“將”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可如果行之過甚，或者是死板教條，也極容易成為被敵方利用，且施加打擊的致命弱點。
以上是對將領心性的權衡，那麼，如何對將帥的作戰意誌、作戰效能進行分析呢？《孫子兵法》中用“七情”來概括：
第一，“主孰有道”，戰爭雙方的國君，誰的行為更合於“道”？一般說來，有道之君按照規律來行事，無道之君按照性情來做事。用人方麵也是如此，有道之君比較理性，會從國家大局出發，把最合適的人放到最合適的位置上；無道之君則常是“任人唯親”，不看人的能力如何，隻根據這個人與自己的親疏遠近來任命，久而久之，國家開始逆淘汰，越優秀的人越靠邊站，越卑劣的人越得誌。當年，範昭勸晉平公不要攻打齊國，就是看到齊國賢臣在列，朝政不至於廢弛，所以不可攻。
第二，“將孰有能”，衡量雙方君主手下的臣子，是否行政幹練、軍情洞曉。劉邦得了天下，也承認自己“文不如蕭何，武不如韓信”，但劉邦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能夠因賢任能。蕭何推薦韓信，收秦律令、圖書，留守關中，籌辦糧餉，采摭秦法，重定律令；韓信出陳倉、定三秦，敗楚軍，擒魏、破代、滅趙、降燕、伐齊，垓下全殲楚軍，立下過汗馬功勞。一方麵，國君任命有能力者擔任大將，自己可以清靜無為；另一方麵，合理任用有才智的“有能治將”，讓他們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對國家是有百利而無害的。
第三，“天地孰得”，講的是天時、地利，大而言之叫“國運”，即國家的運勢；小而言之，“天”是年歲饑饉、豐收的問題，因為糧草是戰爭的後備，“地”是軍事要塞、地理形勢的失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