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法令孰行”，國家製定的法令製度，能不能及時有效地執行下去。當國家出現了衰弱征兆，往往是從官員徇私枉法、吏治紊亂開始的。有時候，貪官汙吏隻是個別的現象，在短時間內產生一定的影響，卻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國運，動搖國本。比如乾隆朝的和珅，並不足以動搖清朝統治，給其造成致命影響。但如果國家出現了製度性毀壞，就像人的免疫係統出現了問題一樣，那便無藥可治，無力回天了。國家尚且如此，何況一支軍隊乎？接下來的“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講的是軍事上的要求。第五，“兵眾孰強”，意思是看誰的軍隊強大，“眾”是說國民有沒有一種剛健不屈的精神。西漢名將陳湯曾說：“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隻要是侵犯了大漢王朝的國家或者軍隊，即便距離再遠，我們也要誅殺它。這是國家強盛時朝氣蓬勃、士氣旺盛的體現，也是國家在武力上的自信與堅持。
第六，“士卒孰練”，有沒有軍隊不重要，有多少軍隊也不重要，關鍵是軍隊是否善於作戰，是否適應戰場。曆代王朝建國初年，軍隊數量並不是很多，但戰鬥力極強。隨著國家的穩定，軍隊數量不斷地增加，可戰之兵、可選之將卻越來越少。一方麵是因為冗官冗員。官二代、富二代混進軍隊，不務正業，耗費國家的財力、物力、人力事小，鬆懈瓦解了部隊鬥誌事大。另一方麵，則是承平日久，武備鬆懈，訓練越來越流於形式，演習幾乎是演戲。清軍初入關時，十萬鐵騎橫掃天下，所向披靡。殆及中期，八旗兵養尊處優，基本喪失了戰鬥力，兵部不得已訓練綠營。到了晚清，綠營也驕奢淫逸，若想禦敵，不得不依靠漢族地方武裝，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和袁世凱的北洋軍，由此登上了曆史的舞台。俗話說：“兵不在多而在精”，練卒以一抵十，冗兵百不如一。放眼曆史，但凡朝代更迭之際，最終能卓然而立、所向披靡的軍隊，往往是兵馬精練的隊伍，而不是那些徒有眾多人數的部隊。
第七，“賞罰孰明”，對於任何一支軍隊，或者組織體係來講，令行禁止是基本的組織原則。軍隊中嚴格遵守軍令的人，會獲得獎賞；違背軍紀的人，必然會受到懲罰。當年齊威王治國，每天都聽說有人指責即墨大夫，就派人去即墨察看，發現此地土地平整，百姓生活豐足，官府無事，轄區祥和安定。他頓時明白了，這是即墨大夫不巴結左右內臣的緣故，便立封即墨享萬戶俸祿。他又聽說，總有人在稱讚阿地大夫，調查後發現，阿地田地荒蕪，百姓貧困。趙攻鄄地，不能救；衛國奪薛陵，竟然不知道。他頓時知道，阿地是用重金來買通左右近臣說好話，便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幫他諂媚的近臣。這一下子，齊國官員不敢再弄虛假，盡力做事，齊國由此大治。有的時候，治軍要比治國更為艱難，和平時期文恬武嬉看不出來，作戰時期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唯有按實情賞罰分明，才能言出必信，令行禁止，錘煉出軍隊的戰鬥力。
《孫子兵法》列出五危、七情，作為戰略決策的判斷事項，就是告誡決策者要能夠全麵權衡將帥的個人修養和作戰係統的總體概況，以便準確判斷、合理預測戰爭的勝負走向。
權戰：軍事作戰，是不對稱的博弈，不可避免帶有冒險性質。要意識到幾乎所有的成功，都有僥幸的因素，事後總結都難免出一身冷汗。很多兵法自然要談如何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是告誡如何避免失敗。
權戰指的是作戰前，要對戰爭本身進行多方麵的權衡：可否有必要作戰？是否要在此時開戰？是否在此地開戰？作戰開展持續多長時間？
洞曉作戰道理的人，往往會先想清楚自己可能會敗在何處，而不是思考自己會從中獲得哪些功勞。打仗時，先要思考這場仗如果打敗了，那會怎麼樣？戰爭的成敗不僅僅在於戰場上的攻伐得失，還往往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興衰，甚至有時候，即使是打了勝仗，國運也會就此衰退下來。
《尉繚子·戰權》談了權衡戰的前提：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複圖止，我往而敵製勝矣。
古往今來，不是國大必強，也不是國小必弱。有些彈丸小國，在國際上有很高的聲望，在於內行仁政，講信修睦，交好諸國，禮尚往來。對這些國家動手，不僅道義上難以成立，甚至會招致國際的反對。春秋鄭國以子產為相，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稱讚他：“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其執政二十六年，鄭國周旋於大國之間，不僅不被欺淩，反而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