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不實在於輕發”。輕，在人性叫輕薄，在做事叫輕率，在作戰叫輕發。主要是指不了解實情，又沒有深思熟慮，就匆忙得出了結論，看似果決，實則草率魯莽。戰略決策最忌輕舉妄動。在戰爭博弈的環境中，誘使對手進行戰略誤判，不僅是軍方的行動，也可能是舉國策略，甚至是國際權謀。因此站穩腳跟，沉著應對，冷靜觀察，是避免中圈套的基本素養。
八是“固陋在於離賢”。戰略決策層最忌諱固陋淺薄。固為固執，不肯改變初衷。原則可以堅守，而看法需要調整。陋，指目光短淺，做事抓不住要害。固陋的人能夠進入最高層，一般有兩個渠道：一是堅決聽話，二是隻會跑腿，這樣的人不思考，好用，因而在和平時期升得最快。固陋的人最忌恨賢才，賢良的人有操守，不會唯命是從；才華卓越的人有見地，很容易卓爾不群。固陋的人知道賢良和才士如果上位，自己便永無出頭之日，因此會想盡辦法打壓賢才，會製定各種規定扼殺賢才。周圍如果全是平庸的人，聽話和跑腿就變成了為臣者最好的品質。但如果賢才壓抑，精英遠遁，軍隊自然喪失戰鬥力。
九是“禍在於好利”。嶽飛曾說：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財，國家就能鼎盛。他也明白，武官也有貪財的，文官也有怕死的。這裏理解為互文更貼切些。“好利”、“自私”是人性共有的弱點，若將領斤斤計較於蠅頭小利，不僅會惹出禍患，甚而要賠上身家性命。典型的例子就是呂布，這位“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的英雄，有萬夫不當之勇，陳壽在《三國誌》中言：“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複，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呂布要不是因為好利好色，常被引誘而反叛，殺舊主而投新主，功名或許在關羽之上。
十是“害在於親小人”。小人，一是道德敗壞，二是格局狹小。因為格局狹小，在考慮問題時，完全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得勢者阿諛奉承，對失意者不聞不問，目光短淺，唯利是圖。小人能夠容身，甚至側身高位，一是能忍，低三下四，逢迎奉承，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二是能諂，身無好惡，人無原則，逢迎溜須，唯利是從。小人想盡一切辦法，滿足在上位者的嗜好，為自己贏得更大私利。而功成名就者，常會因自信而自負，因位高而輕狂，習慣了逢迎之事，聽順了諂媚之言，視人不清，毀在了小人手裏。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疏遠易牙、豎刁。可管仲去世後，他就忍不住重用二人，最後落得了“身死不葬，蟲流出戶”的下場。
十一是“亡在於無所守”。無所守，一是指沒有可以憑借的地理險阻，將戰略腹地直接暴露給對手。二是指沒有持國的大將。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人很多，人才很少，關鍵時沒有高明之見，也沒有人站出來主持局麵。三是國家內缺少戰略支撐，外沒有盟友聲援，平時看似交好，戰時反咬一口。四是國家一直沒有明確的全局戰略和區域戰略，或者戰略執行阻力過大，完全處於被動的狀態，政府仿佛消防或者應急隊員，縫縫補補，最高管理層日理萬機，夙興夜寐，仍不能贏得民眾理解和國際認同。一旦有事，遠不能援之以手，近則趁火打劫，這類戰略困境的致命性，在於缺乏清晰而準確的國家定位、道義堅持和地緣策略。
十二是“危在於無號令”。國家進入危亡的境地，不在於經濟之貧，也不在於人數之寡，而在於不用法治。小國以禮，大國以法，一個國家沒有必要的法令，必然縱容權力、富貴和強暴，這是叢林法則。而有了法令不遵守，或者法令隻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徇私枉法的工具，是文過飾非的借口，掌權者可以因好惡而隨意判罰，富貴者可以因財貨而改變獎懲，這是潛規則。叢林法則尚可約定俗成，即所謂的盜亦有道；而潛規則不是規則，在於其因人而異，因事而異，無處不在，毫無章法。當所有的法律、製度、號令變成文字資料和口號時，沒有人會把紀律當回事時，人心渙散，軍心動搖，所有的戰略決策和戰術行動，都會被視為默契的遊戲，至於此地，危亡的境地不遠了。
《尉繚子》列出的十二點，幾乎囊括了所有導致戰略失效的要素，信言不美，聽起來確實刺耳，卻是作戰經驗的總結，也為後世的興衰成敗所證明。這就使我們意識到：戰爭，不是先想著如何去打擊別人，而是要思考如何不被別人打倒；作戰，不是先想著如何取得勝利，而是要保證如何避免失敗。畢竟，對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來說，守得住要比攻得下更現實、更必要、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