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講究“賞不避小，罰必就大”。懲罰問責，要從高官下手，才能服眾；獎賞鼓勵，要從卑微的職位入手，才能激勵一大片。要是獲得獎勵的都是領導，代罪受過的全是下屬，幹得好，功勞是領導的，幹不好，罪責全是自己的，幹得少錯誤少，要麼索性不幹了，要麼幹脆，想辦法當領導。這樣一來，看著大家都很努力，但不是在做事，而是為了往上爬。不做事而往上爬的，其實隻顧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組織就會賢者畏退，小人蜂擁。
將領的第三個要求是仁。“仁”和“愛”不同，“愛”在於珍惜，是一己之私情。仁，從字形來講，是由“二”字和人字旁組成，二人在一起，便有了人際上的關係。因而，“仁”更多用於形容人際關係，如扶老攜幼、濟困救危之類的美德，這都屬於“仁”的範疇。孔子主張“仁”，在《論語》裏有很多種解釋，最通俗的是“仁者愛人”，就是尊重別人、關懷別人、愛護別人。《孫子兵法》裏的“仁”，主要講的是關愛下屬，平等對待手下，關心他們的發展，“己欲達則達人，己欲立則立人”，體諒他們的苦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慢慢地就會得到大家的擁護，最終天下歸心。
四是勇。這裏講的是勇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勇”有三種：一是匹夫之勇，就是外在的凶狠；二是戰卒之勇，將勇氣用於殺敵報國，這是英勇；三是最高層次的心性之勇，即善於認錯，敢於認錯。子路當年曾以決鬥之心去挑戰孔子，但最終被孔子的仁德感化而向他拜師學習。儒家講的“勇”，更多的是要敢於自我批評、自我反思、自我約束，不斷拓展自己，讓內心足夠強大。隻有內心足夠強大的人，才能無私無畏，不憂不懼。
古代考察幹部都是暗中進行，比如北宋，皇室總是在尋找年輕有為、可資培養的官員，認為是未來國之棟梁、可堪朝廷重用的，就先貶官觀察他們的反應，以此來考察這些年輕人的修養與品行。我們知道，有的人一旦被疏遠，立刻連罵帶牢騷，最後氣得不行，自殺了，如屈原；有的人一貶謫，悔恨生氣哭開了，最後鬱鬱而終，比如賈誼；有的人貶官之後，吃喝玩樂，放蕩不羈，比如蘇軾。當然，要通過貶謫得到鍛煉，但貶謫不一定都是鍛煉。關鍵是有的人就能不受罷黜的影響，安心做好自己的事。比如白居易、範仲淹被貶後，讀書寫文章，安心理政事，態度端正，而且毫不懈怠，表現出怡然自樂的坦然與平靜。最典型的是歐陽修，他生性剛正坦蕩，但缺少一種渾然包容之氣，被貶的磨礪使他能夠反思自己，改變自己，被召回後，參政理事，最終成為國家棟梁之材。
五是嚴。帶兵作戰，必須嚴格法令。“師出以律，失律則凶”，要求軍紀嚴明。軍紀之嚴，在於“嚴正輯眾”，即通過嚴明法紀，達到嚴密組織、嚴肅紀律，來管理士卒、團結部屬。無組織、無紀律的軍隊是沒有戰鬥力的，托名諸葛亮的《兵要》也說：“有製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製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湘軍之所以能戰，在於曾國藩強調“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他經常申誡部屬，湘軍要立法行令，做到“規矩森嚴”、“進止畫一”。由於日常管理能夠“待勇不可大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才鑄造出了一支紀律嚴明、能征善戰的部隊。
嚴明軍紀，一是要嚴肅群眾紀律，不害民、不擾民、不濫殺、不掘焚、不搶奪。嶽飛靠著“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軍紀，得到淪陷區百姓的擁護。二是要嚴肅軍事紀律，令行禁止，犯命者戮，從命者賞。時刻做到部伍不亂，進退有節。三是嚴肅軍容營規，平時軍容整肅，營壘整潔，衣甲鮮明，操練有序，作戰才能不失其次，井然有序。可以說，勇，是指堂堂正正，沒事不惹事，出事不怕事；嚴，則是作為領導者，一定要管理好手下人，建立起威信。
這五條隻是《孫子兵法》中的見解，到了秦漢時，《吳子》、《六韜》等對將德的要求又出現了很多的描述，而且，這一時期將帥的個性特征日趨明顯，開始意識到應該充分地尊重、發揮將領的不同長處，有智謀的人可以做參謀，堅持原則的人可以做監軍，各盡其才，各盡其用。桓範的《世要論》說：“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將敵；言善於治軍，則考以事政；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鬥。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談及的就是這個問題。
曆朝曆代，無不把“忠”視為評價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標準，今天的“忠”，內涵卻很複雜，一是這個詞很容易和奴顏婢膝聯係在一起，帶有明顯的人身依附關係。二是由於任人唯親隨處可見，不進入圈子很難有所發展，為了避嫌，我們隻好提倡“德才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