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中，把“將德”分為“勇、智、仁、信、忠”，相較《孫子兵法》而言，《六韜》增加了“忠”，且把它列為“將德”的重要標準。這是因為，戰國時的國君最怕的就是手下將領不忠於自己。
這在秦始皇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秦國功臣名將常被他除掉，其中包括兢兢業業、輔秦強盛的秦始皇義父呂不韋，在征伐六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將白起等。但唯有王翦能得以善終，這在於他很清楚秦始皇內心深處的恐懼，那就是擔心手下統兵的大將不忠於自己。當時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伐楚，國之精兵，皆在王翦手中。他每打下一座城池，就向秦王上表請求賞賜土地，嬴政也很高興地把土地封賞給他。這種小商小販式的斤斤計較，連王翦的部下，包括他的兒子都很不理解，王翦卻笑而不答。他最終率領秦軍滅掉了楚國，回到秦國後領到了嬴政賞賜給他的大片土地，終老一生。王翦之所以每每攻城拔寨立下功勞時，就向嬴政請求賞賜土地，意在通過這樣的舉動來讓秦王相信，自己的最終目的不過是想通過軍功來獲取些土地，並沒有什麼政治野心，以此消除秦王的防備之心。王翦能夠善終，正在於他清楚為臣的本分，即是“忠”。
曆朝曆代，無不把“忠”視為評價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標準。今天我們看到“忠”時情緒很複雜，一是這個詞很容易和奴顏婢膝聯係在一起，帶有明顯的人身依附關係；二是由於任人唯親隨處可見，不進入圈子很難有所發展。為了避嫌，我們提倡“德才兼備”，即把忠於事業、忠於組織之類的品行操守都涵蓋在其中。
關於德、才的關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裏有精辟的論述：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之謂聖人，才德兼亡之謂愚人；德勝才之謂君子；才勝德之謂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
德出於品行，才出於能力。聖人德才兼備，君子德勝於才，小人才勝於德，最愚蠢之人無才無德。期望天下士人“苟不能得聖人君子，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這是從道德修養上來說的。可惜自古聖人不可多得，曆朝曆代統治者隻能在君子和小人之間選擇，政權能用君子者，以德治國，國家蒸蒸日上；政權愛用小人者，以權治國，國家江河日下。翻檢史冊，察亡國之所用，多為無才無德之人。
從理論上，幾乎所有人都明白：有德有才要破格重用，有德無才要培養使用，有才無德要提防著用，無德無才堅決不用。問題是，現實中總有無才無德之人飛黃騰達。他們何以能扶搖直上？一用諂媚，二用賄賂。昏君喜歡逢迎，庸官最恨才士，貪官最喜財貨，無德無才之人便利用了人性之私，成一己之發達。但是，無才無德之人隻謀私不治國，不是把從政看成責任，而是把當官看成生意，結果身敗名裂不說，還拉了個政權作陪葬。
那麼，“有才無德提防著用”如何理解呢？看看諸葛亮用魏延的例子吧。有才無德的人，雖能力超群，而不知報恩、不顧情義，會輕易背叛，敢膽大妄行。諸葛亮很早就認為魏延有弑主投降的傾向，腦後有“反骨”，早晚會叛變造反。但蜀國真是缺乏人才，諸葛亮隻好暫將魏延留下，任用為將領，但一直沒有對魏延委以重任，魏延也因不能提拔、不受重用而心存不滿。等諸葛亮一去世，他就“反相畢露”。多虧諸葛亮生前早已設下對策，魏延才被馬岱斬於馬下，沒有給蜀國造成大的損失。
吳起在《吳子》一書中把“將德”理解為“理、備、果、戒、約”，也不妨可以看成戰國時期對將的新理解。
在其中，理即條理，行軍備戰要有條理、有秩序。備即全麵，作戰要考慮方方麵麵，細致入微。果即果斷，勇敢，作決策的時候要當機立斷，猶猶豫豫隻會貽誤戰機乃至全軍涉險。戒即當行當止，能夠約束住自己。約即簡約，軍規軍法應該簡約凝練而不應繁冗駁雜，這樣做是為了使士卒能夠清楚、直白地了解和遵守軍法軍規。
做人與做事，要求不同，做事關鍵在於能否“揚長”，能將長處發揮到極致，就是有用之才；而做人的關鍵在於能否“避短”，要知道自己會毀在什麼地方。
這一點在吳起本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吳起既不像孫武那樣能夠功成身退，也不像薑太公那樣能夠成就大業，他隻是個執行力很強的將領，戰術高明，戰略卻一塌糊塗，一生輾轉三個國家，最後落得個走投無路而被殺。所謂“戒”，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短處，清楚自己最後因為什麼而敗亡。可惜吳起一生沒想明白，毀在了隻看眼前，不顧未來。
《孫子兵法》所說的“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從做事做人的角度來看，也頗為貼切。
一個將領，對於自己的缺點要想辦法去改，如果不能徹底改過，那就要想辦法去藏，藏的時候要藏得住，不能讓對手發現，否則會成為戰略戰術的隱患；而自己的優點則要充分展現出來，利用的時候要無所不至，讓對手無法抵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