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異為人謙虛退讓，有功又不自誇自大，當與其他將領相逢時，都主動給別人讓路，言談舉止皆有禮有節。每逢將領們論功的時候，他都獨自倚靠在大樹下麵，不去與人爭功，將士們都稱他為“大樹將軍”。光武帝率軍攻破邯鄲城，調兵遣將，將士們都說願意跟隨馮將軍，於是，光武帝便分給馮異更多的軍士。
正是因為馮異能夠與世無爭，謙退自持，把功勞都讓給屬下，士卒們也願意跟隨他。馮異不僅得到了光武帝劉秀的讚許，精兵強將也都願追隨作戰，形成了良性循環。正是馮異的謙和禮讓，使他成為名將的代表。唐之名將李勣亦是如此，他一生勝戰無數，然所得賞物，皆分賜部下，每有戰功，常推功於別人。
“不驕”，要求將領在工作和生活中，謙和平淡。曾國藩認為要達到此種境界，在於胸懷廣大，心性平淡。《曾胡治兵錄·尚誌》中說：
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
這裏所說的“平”，是指以平和、平等的態度來看待事物和處理人際關係，即“人我之際，須看得平”，不要以尊卑之心看待人際關係，即使是領導與部屬、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弟子間也是如此，雖然道義名分上有上下之分，但就人格而言，則無貴賤之別。
“淡”，指的是淡泊，就是不要把金錢、權力看得太重。軍隊戰勝時論功行賞，企業年終評優分紅，作為主官、主管，尤其要看得開，要利用這個機會，為明年更好地開展工作打下基礎，而不是借此中飽私囊。
相對戰場上的生死存亡，錢財不過身外之物。可惜承平日久，有些將領、官員、管理者便習慣了商業法則，產生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心理，認為隻要待遇好，招來的就都是精英，隻要津貼高，軍隊留下的就都是精兵強將。要是這樣，當年條件艱苦的延安，怎能成為有誌青年心中的革命聖地？建國之初，無數科學家放棄海外富足生活，回國奉獻畢生。真正的精英，是不重物質享受的，他們不會將待遇和報酬看得比事業還重要，在他們心中，能實現個人價值，能有一個平台，能做成一番事業，要比單純的物質享受更有吸引力。因此，想要吸引有才有德者為己服務，就要理解、尊重、成就有誌氣的人，給他們施展抱負的機會。
曾國藩要求將帥自己先要“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帥若能胸懷廣大，情誌高尚，就會感染身邊的工作人員，獲得他們的敬重、擁護、支持和幫助。
《司馬法·天子之義》認為不驕不躁、不伐不爭之人，最值得器重：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此貴不伐之士也。
“上”指的是居上位的人，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領導；“伐”，意為“誇伐”，自我感覺良好，經常自我表揚。“不伐之士”就是不自吹自擂、不自高自大的人。
這段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領導們看重與欣賞的是那些不汲汲於名利的人。因為他們無爭無求，一心做好本職工作。這種踏實耐勞的駱駝精神，使得他們能夠了解實情，能夠認真思考如何使軍隊、國家各得其宜。
戰爭時期，誰都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有時用人選將不得不打破常規。諸葛亮明知魏延要反，還是要用，為的是蜀國的實力；曹操明知徐庶不為己用，仍要想盡心思挖過來，為的是削弱對手的實力。在你死我活的拚殺中，增加自己的砝碼，削弱對手的實力，延攬天下的豪傑，便能成就大事業。但在和平時期，缺乏鍛煉將才的機會，也缺少衡量優劣的機製，不吹不擂的人不為人所知，這便助長了好大喜功、好高騖遠之風在軍隊的盛行，而低調內斂、官兵一體、實事求是的作風日漸削弱，誌士歎不遇的逆向淘汰，更助長了空虛浮誇。官場風氣往往積弊難返，曆朝曆代至於此等境地，即便有帝王、將相強行振作，亦為利益集團所控製，隻能空懷抱負，而無力回天。
選拔將領，一定要充分意識到看似太完美的人，完美很可能是掩飾出來的。不知其長，不能用其攻；不知其短，不能用其守，必須要對他們的品性有著根本的了解，才能大膽使用，放心使用。
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帝王將相，“忠義”都是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人品格高低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在識人任將中，“忠義”有著更為具體的要求。
對於將領的忠義，諸葛亮堪為典型：
諸葛武侯之輔蜀，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食少事煩，流汗終日，嚐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是以崛強漢中，三分鼎足。
（《草廬經略·忠義》）
諸葛亮一生竭膽盡忠，南下征服叛亂，七擒七縱以真心降服孟獲；北上討伐曹魏，六出祁山，以忠心輔弼劉漢。朝中軍中，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其所著《出師表》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在他的一手經營下，才奠定了蜀漢立足漢中、三分天下的格局。
郭子儀也向以其忠義報國而為人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