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領這樣去做，才能吸收人才為自己的團隊服務。十要能“明”。要明辨是非善惡，既要聽從別人的建議和批評，也要辨別是非，不被小人的讒言所迷惑。作為管理者，千萬不要偏聽偏信。自己沒有辨別能力，結果隻會讓“小人得勢君子危”，導致整個團隊喪失公正信義，成員們各懷己私，毫無凝聚力和戰鬥力。
十一要“謹”，是要謹慎、嚴謹。這樣做事情，就不會違背“禮”。這裏所說的“禮”
不僅僅是禮貌、禮儀，更主要的是製度和秩序。管理者言談舉止、思慮行動要縝密，工作嚴格按照規律辦事，才能不出差錯。尤其是在戰爭中，將領要預先想到戰場上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並製定出應對措施。《三國演義》中寫劉備在趙雲的護送下去東吳娶親，臨行前諸葛亮送給趙雲三個錦囊，以備不時之需。這些錦囊恰好在劉備遇難之時幫助他脫離險境，最終偕孫尚香同回成都，使得東吳“賠了夫人又折兵”。諸葛亮之所以能夠防患於未然，是他清楚地看穿了周瑜出此計策的目的，細致地分析了劉備進入東吳後可能會發生的困難，並找出解決的辦法，可謂“知己知彼”，這才產生了錦囊妙計。
十二要能“仁”。為將者要有仁愛之心，以仁愛之心善待士卒。這不僅僅是指前麵提到的“愛兵如子”的愛護，更重要的是讓手下能找到自身價值和發展前景。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將手下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單位才會有積極向上的士氣和緊密團結的和諧。
十三要能“忠”。對於軍人而言，“忠”主要體現在對上級、對國家的忠誠，在戰場上是否奮勇殺敵，將生死置之度外。對於企事業單位而言，就是要看職員們能否真心實意地為單位辦事，能否將單位的榮辱與個人的發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所以，我們將愛崗敬業視為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就是要求職員對單位“盡忠職守”。
十四要能“分”，意思是要安守本分，知道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能做。安分守己、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既不要越權行事，也不要對權力和財貨想入非非，要時刻保持謙恭謹慎的態度，切不可狂傲浮躁，露才揚己乃至誇耀炫富。
古往今來，那些謀反叛亂的人都是十足的野心家，對權力與錢財的欲望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當然這其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敗了。但了解中國曆史的人會發現，那些成功的人之所以造反，其目的不在於貪求一家之權力，而在於深刻地意識到現有政權、秩序的問題，認識到現有體製的腐朽與不堪一擊，寄希望於建立一個新的合理的秩序，才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最終取得勝利。那些失敗者往往貪求一己之私，全無是非善惡之念。
所以，那些在腐朽的王朝末年揭竿而起的起義軍領袖往往能夠成功，原因在於他們替天行道，順應時勢。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唐末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起義、明末李自成起義。那些在王朝鼎盛時期發動叛亂的人往往難逃失敗的命運，原因在於他們的所圖所為，皆與大義背道而行，不得人心。比如春秋時期衛國公子州籲的叛亂、西漢初年的七王之亂、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等。
十五要能“謀”。既要清楚自己的優勢與劣勢，更要把握敵人的虛實情況，這樣才能夠用自己最強大的地方，去打擊敵人最薄弱的地方，即“以己之實攻敵之虛”。除軍事角度外，無論是行政管理還是商業運作，無論是治國安邦還是交友理家，都需要認人、識人，既能自料，也能知他。
明察：一個國家的精英如果能夠集中在政府機關、軍隊係統，這個國家、這支軍隊就會無往而不勝。但如果一個人是因為進入政府機關、軍隊係統而成為國家精英，其作用正好相反，這個國家、這支軍隊隻會無利而不往。
“明”指“明辨”，意喻像日月一樣普照萬物；“察”本義是祭祀，意喻祭祀的時候要光明正大，即《說文解字注》所說的“祭祀必天質明。明，察也”，引申為體察，發現。“明察”就是要求指揮官能夠明辨事物，體察入微，及時準確地發現問題。
兵法裏說的明察包括兩個層麵：第一是對人的明察，即知人；第二是對事，也就是在戰場上對種種情況的辨識能力，即曉事。戰場上隻有知己知彼，明察秋毫才能取得勝利。《孫子兵法》開篇即是《計》篇，講的是在作戰之前，要做好敵我雙方的綜合力量評估。孫子反複強調：“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後來，《將苑·揣能》裏也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善於用兵的人，能夠從雙方的敵我力量對比中，判斷出戰爭的基本走向。其判斷的主要標準是：
一要思考哪方的君主或統帥更聖明。“聖”字的繁體寫作“聖”，聖，通也。《說文解字》說的是“耳順之謂聖”。《管子·四時》也說“聽信之謂聖”。作為君主要明辨是非，知人善任。將領統率軍隊在外作戰，如果君主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猶豫狐疑，偏聽偏信，這樣不僅掣肘前線的軍事活動，還會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