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察並利用地形，被曆代兵家重視，並靈活多變地運用到實際戰爭當中。比如馬陵之戰，孫臏之所以用退避三舍的計策將龐涓引進馬陵，就是因為馬陵地形利於伏擊。諸葛亮之所以派劉備、趙雲做佯兵吸引敵人，命令關羽在博望坡設下埋伏，就是因為博望坡地形像口袋一樣，易進難出又處於低位，適合進行伏擊和火攻。
當然，地形不僅指較小環境中的具體地理形態，也指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要爭奪與把握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點。比如關羽鎮守的荊州，是魏蜀吳三國紛爭之地，荊州一失，蜀國失去的不僅僅是荊州幾個郡的土地百姓，更為嚴重的是失去了與曹魏、東吳爭奪天下的橋頭堡。此外，國內國際環境也是“形勢孰險”的一個重要方麵，軍隊應該在充分了解敵國內政外交不利態勢的基礎上，趁機發動進攻，這樣必將使得整個戰爭事半功倍。
八要分析“賓客孰智”。“賓客”大致包含兩類人：一類是往來各國的“行人”，也就是外交官和縱橫家，這些人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往來各國，為國家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比如秦國的張儀數次出使楚國，先是假以城池來誘使楚國背棄盟友齊國，從而成功地破壞了齊楚聯盟，繼而使楚國在盛怒之下發兵伐秦，並將其打敗。蘇秦更是身佩六國相印，合縱六國來進攻秦國。
另一類則是替國君和前線指揮官出謀劃策的智謀之人，他們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滿腔韜略，為國家和軍隊製定戰略戰術。這些人往往要比衝鋒陷陣攻城拔寨的前方將領更重要。比如伊尹之於商湯、呂望之於文王、張良之於劉邦、諸葛亮之於劉備等等。孫子深刻認識到這些“賓客”之士的重要性，認為要不惜錢財拉攏這些人才。
九是思謀“糧餉孰豐”、“財貨孰多”。表麵上看，一場戰爭拚殺的是敵我雙方的武裝力量，較量的是智慧謀略，可究其根本，這一切得以進行的基礎是“財貨”和“糧餉”，歸根結底是兩國綜合國力的較量，這種綜合國力的直接體現是經濟實力。
法家主張“耕戰”，積蓄國力以備攻伐。孫子也認為，行軍作戰必然是“內外之費，賓客之用日費千金”，所以“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隋煬帝好大喜功，數次發動征討高麗的戰爭，使得國庫空虛、百姓疲敝，最終導致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爆發。二戰時期，日本之所以發動太平洋戰爭，是因為美國斷然決定對日本戰略物資和武器裝備實行禁運，切斷了日軍在東南亞戰場的補給線。
十要看“百姓孰安”。這裏的“安”字，一方麵講國內百姓對戰爭的支持與否，另一方麵講國內局勢是否穩定。前者即孫子所言“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在某種意義上，是軍隊和國家最值得依靠的力量。
以上是從整個戰局出發而作的宏觀把握。那麼，具體到應對不同類型的敵軍將領時，又該如何操作呢？《將苑·情勢》中談道：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這可是對症下藥，看將領下菜。當麵對勇敢無畏、置生死於度外的將領時，可以引誘他們與我軍交戰，並提前做好埋伏，使得敵軍將領冒死一戰，這樣就可以將之打敗；對於那些心焦氣躁、急功冒進的人，可以故意拖延時間，以“持久戰”應對敵人的“閃電戰”，充分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使得他們焦躁不安，逐漸喪失理智和耐心，己方趁機打擊；對於那些貪財愛利的將領，可以以錢財去收買或引誘他們；對於那些仁厚猶豫的敵軍將領，可以假以仁義之事來困頓他們；對於那些智謀有餘而勇氣不足的敵軍將領，就可以以威猛詭異之事來驚嚇他；對於那些善於謀劃但行動遲緩的敵軍將領，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予以襲擊。
責己：曾國藩可以說是“責己”的楷模。《曾國藩日記》中有很多諸如“語不誠”、“心有驕氣”、“有狂妄語”、“背議人短”之類自省責己的話。他曾在日記中記載：“今日，說了很多的話，其中有一句戲謔的話，雖不是大的過錯，卻是不對的。”
所謂“責己”，意思是說人要不斷地思考自己的錯誤不足，並不斷地自省與改變，自我完善。一個人能否有較好的修為，能否成就事業，堅持自省並勇敢地改正缺點是關鍵。
曾國藩可以說是“責己”的楷模。《曾國藩日記》中有很多諸如“語不誠”、“心有驕氣”、“有狂妄語”、“背議人短”之類自省責己的話。比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記載：“今日，說了很多的話，其中有一句戲謔的話，雖不是大的過錯，卻是不對的。”廿一日日記中記載：“今日說話太多，心神疲憊，心中有些許的驕傲，這樣小的度量是可恥的。”由此可見他能夠毫不留情地自我反思。
十月初九日記最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