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平日以忠信對待他人，怎麼會不被他人信任？如果我平日裏能以禮尊敬地待人，怎麼會有人對我說侮慢的話？即使他人存在不對的地方，也不至於破口大罵。如此的憤怒暴戾，幾乎忘記了自己和親信還在此處！這件事情有三個大的過錯，第一是平日裏不夠敬重誠信，導致誤會太深；第二是有時一語不合，就忿恨無禮；第三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後，他人平易，我卻依舊強悍不近人情。不說出粗俗、傷人的話，怨憤之言也不會用在自己的身上，這些都不了解，怎還敢奢求其他？要從此謹記，切記，切記。
人不省思，難有自知自明；人不羞愧，無以知恥後勇。常見潑婦罵街，在於其不知省思。如果以為自己無咎無過，那也就關上了成長的大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是過而能改，方可不斷長進。改的關鍵就是能自知，能自明，能知恥，能後勇。《三國演義》裏塑造諸葛亮的形象，並不是說他百戰百勝，而是強化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感動後人；再就是描述他如何錯而能改，敗而能全，從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將苑·自勉》中說：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那些驕橫狂妄的人，必然自大躁動難以自持，這樣就容易給敵人留下進攻的機會，進而自取滅亡。關羽敗走麥城，就是因他平日驕橫狂傲所致。而那些言語過多的人往往輕浮不實，這樣必然降低他在團隊中的威信。
作為一個領導者，要盡量少說一些無關緊要、輕浮瑣碎的話。在關鍵時刻必須要發言的時候，更要斟酌揣摩如何使自己的話簡練厚重，一語中的。所謂“言多必有失”，每一個人都應不斷地提高自己的修養，使自己說話更加得體，穩重。
作為一個管理者，應該賞罰得當，做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賞不避微，罰必取貴。隻有這樣，才會在團隊中樹立起威信，才會博得屬下的擁護和愛戴，也隻有這樣的團隊才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張飛敬愛君子，而厭惡小人。劉備常常告誡他說：“你刑殺太重，並且天天拿鞭子鞭打士卒，今天將令在你的手中，是惹禍端的來源啊。”張飛仍不戒慎。果不其然，劉備攻伐吳國的時候，張飛率領士卒萬人，從閬中出發，到達江州。發兵的前夕，張飛帳下的將領張達、範強把張飛殺死，砍下張飛的頭，順流投奔孫權去了。張飛性情豪放有餘而謙謹不足，最終因此喪命。
關於“自責”修養的論述，《曾胡治兵語錄》中也講道：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自古雄才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人隻有在經曆苦難後才能真正地成長，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之所以能夠從普通人變成“人上人”，就是因為在“苦中苦”裏磨礪鍛煉了自己，使得自己的修為與能力都有了質的飛躍。
中國曆代王朝似乎都難以擺脫這樣的“怪圈”：祖上打天下的時候風餐露宿，馬革裹屍，開國之初的幾代君王也大多能夠勵精圖治，可王朝中期以後的君王，皆是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就難免出現那些既無“文治”又無“武功”的亡國昏君了。其關鍵在於，後代有優裕的物質條件，子孫自幼不必磨煉便可安享國家和社會的優待，以致少年跋扈，在下屬的奉承中自以為才學蓋世，浪蕩浮華，最終毀在不知天高地厚上。這也是中國很多家族企業難以長久發展的原因。
經曆磨難的人，往往由難察易，見微知著，胸懷坦蕩，既不會因為人生際遇而放棄追求，也不會因事業成敗而迷惑失措。舉例來說，魯肅為人方正嚴格，不在意娛樂玩飾，節儉簡約，不迷戀於世俗的喜好，治軍嚴正，發布的命令一定執行，雖在軍陣之中，手也不離開書本，思想宏遠，有超過一般人的聰慧。周瑜死後，魯肅作為東吳的大都督，獨支危局，雖然無論武功還是韜略都不及周瑜，但他憑借嚴於律己、做事謹慎而又勤勉力行，使得東吳能夠穩定發展。
廣遠：一要“上接天線”，深入領會上級領導所傳達的精神，二要“中接網線”，充分了解和學習身邊的人，三要“下接地線”，要與下級或底層人員建立好聯係，此為“廣”。在把握現在的處境和問題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預測出事情發展的趨勢和動態，即為“遠”。
“廣”即“開闊”，言思慮較全麵；“遠”即“縱深”，言考量較久遠。作戰決策的謀劃考量，要做到“上接天線、中接網線、下接地線，審時度勢，高瞻遠矚”。
所謂“上接天線”，就是說要深入領會上級領導所傳達的精神；所謂“中接網線”，就是說要充分了解和學習身邊的人；所謂“下接地線”，就是說要與下級或底層人員建立好聯係，充分地了解、把握他們的所思所為，此為“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