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地道、人道都能通透，就是《淮南子·兵略訓》所說的“三遂”：“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將苑·機形》講得更清楚：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製，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這段話實際討論了智慧和愚鈍的關係，由此可以看出什麼叫順逆。第一，用愚鈍來應對智慧，這顯然是悖逆的。為將者萬不可妄自尊大、目中無人，這是很愚蠢的行為，更會將軍隊帶入危險的處境。這當然不是排斥那種看似“愚鈍”實則“睿智”的行為，即給敵人以愚鈍無能的假象，是以韜光養晦、運籌帷幄來醞釀等待擊敗敵人的時機，而是講真正愚蠢的人來對付智者慧者，那隻能被智慧者玩弄於掌心，看看孫悟空如何在如來佛手心翻筋鬥就知道了。
第二，用智慧來應對愚鈍，是取勝的最高境界。《論語·述而》載子路問孔子：“如果您率領軍隊打仗，找誰與您同行呢？”孔子回答說：“空手與老虎搏鬥、徒步渡河而死，卻不後悔的人，我是不與他共事的。必須是臨事謹慎，善於謀劃，並且能夠完成任務的人，我才與他共事。”孔子反對那種僅憑勇力來奮勇冒死的行為，他認為麵對戰事要謹慎謀劃然後再與敵交戰。為人處世也是一樣，智慧者最先能看破問題，這是一層境界；看破而不說破，這是第二層境界；看破而不說破，還能陪著他們玩，這才是最上的境界。
第三，用智慧來應對智慧，即“棋逢對手”、“高手過招”。敵我雙方都是使詐用謀之人，而最終取得勝利的關鍵，在於看誰少犯錯誤，看誰修養更好，看誰能抓住機會。周瑜年輕有為，但為人驕傲自大，嫉妒之心過重，在與諸葛亮的數次交鋒中屢屢敗下陣來，一國統帥竟因“三氣”而亡。周瑜的敗亡不是輸在他的智慧能力上，而是敗在他個人修為的不足。
第四，用愚蠢來應對愚蠢，街頭打架、鬥毆者比比皆是，恐怕就不必細講了吧。
通性情：了解將領的缺點，要比知道他的優點更利於預測戰果。有的將領逢酒必醉，其缺乏自製力，不可重用；有的將領遇酒從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有的將領喝酒後把杯使性，則純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諸葛亮的“七觀”另有不少精妙之處。
識人辨才，要懂得依據每個人性情的差異來做出判斷、甄別。各人秉性不同，表現出的外化特征也就各式各樣，管理者可以通過觀察這些外在表象來做出合理的辨別。
《將苑·知人性》就認為人並不都是表裏如一的。有的人看似溫厚善良，卻是偽詐之人；有的人看似恭敬謙和，卻是欺上瞞下之徒；有的人看似勇敢剛毅，卻是外厲內荏之人；有的人看似竭力做事，卻是居心叵測之徒。人的秉性、人的才能、人的胸襟很難洞察。
諸葛亮總結出“七觀”，來識人辨才：一是用是非判斷，來觀察他的誌向和操守。是非善惡的區分是人之為人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礎，通過觀察他的是非觀、善惡觀來審視其人性中最根本的底線是什麼。
二是連續發問、質疑、反問，讓對方詞窮而無以應對，由此來觀察他的應變能力、邏輯組織能力。
三是詢問計謀策略，來觀察其見識。見是他的積累，識是他的新想法。有見識的人能夠舉一反三，窺一斑而知全豹；無見識的人隻能唯唯諾諾，不知體察。四是以禍患危難來觀察他的勇氣與定力，要任用那些“沒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人。五是用醉酒來觀察他的品性。有的人逢酒必醉，其缺乏自製力，不可重用；
有人遇酒從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更有人喝酒之後把杯使性，則純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
六是誘之以名利、美色來觀察他是否廉潔自愛。英雄難過美人關，豪傑難過名利關，隻有能審時度勢，分清何者為可得之名利，何者為不可得之名利，方才能夠不被流俗蠱惑，不被別有用心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