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是以戰爭為準備，若不備戰，則久而懈怠；如不臨戰，則久而自驕。官氣、嬌氣、惰氣一旦浸染部隊，會變得毫無戰鬥力。任何一個組織都不可能推倒重來，更何況，軍隊又是一個講究資曆和注重層級的組織，在其懈怠驕悍之後，就難以再回到當初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狀態，能維持不再沉淪便很難得了。
在曾國藩看來，軍隊要重用四種人：一是才堪治民，即有經國緯民之才的人。任何時候，都是平常人多，人才太少。
才堪治民，既包括敢於組織，有足夠的手段、方法去管理百姓，又包括善於組織，有情懷操守，能夠視民同胞，得到百姓的擁護。
二是不怕死，置生死於度外的人。參軍打戰，本來就是赴湯蹈火，因而士卒要能夠做到大義凜然，死不旋踵。有私利者，必不能奉獻，何能曆危局？
三是不汲汲於名利的人。榮譽和名利是連在一起，軍人重視榮譽，這既包括個人的功名，也包括軍隊的整體榮譽。將個人的價值和軍隊、國家的價值聯係在一起，就樹立了正確的榮辱觀。汲汲於名利，則是有我而無組織，或者利用組織為自己謀私利，將組織作為跳板，而不是和組織一起成長。
四是耐受艱苦的人。戰爭到了戰略相持階段，比的是雙方的耐受力，誰堅持到最後，誰就取得最終的勝利。日常做事，能夠取得成功的，不取決於聰明睿智，也不取決於資金充足，而是取決於能否堅持。每一個登頂成功的人，回頭俯視山穀，就會發現在最艱苦的山道旁，幾乎密密麻麻全是知難而退的放棄者。任何的成功，都是在他人退卻後，自己再堅持一把，才獲得了進步和超越。
這些人所組成的團隊，看似無欲無求，實則極具侵略性和攻擊力。平時各行其職，關係淡如水，一旦遭遇時艱，因信念一致，則能同仇敵愾，紓救國難，解他人危局，雪中送炭。當年秦瓊為了救朋友，去登州冒充響馬，路過兩肋莊的岔道口想起老母妻兒，此時麵前一條路去汝南莊，一條路去登州，一條路回家門。但秦瓊猶豫片刻，最終還是為了朋友，義無反顧地去了登州。秦瓊這一舉動所反映的深重義氣，被人們傳為“兩肋岔道，義氣千秋”。
樸實誠懇的人，有時看著很木訥，實際是質樸；有時看著有些傻，實際是認真理。一個團隊，如果皆是能說會道、八麵玲瓏之徒，可以同享樂，不可同患難。軍隊作戰，生死存亡之事，需要能同仇敵愾。浮華之徒，皆重虛名，重虛名者，心思浮蕩，必不能死心塌地。從現實逢迎消遣需要，可以有此類巧笑諂媚、油嘴滑舌之人在軍中，但不能令其成風氣，否則必損害軍隊士氣、正氣。
對普通的士兵、員工而言，他們是團隊行動最直接的執行者，因而工作效率才是首要的，其德行、性情，可由上級管理監督來解決。對中層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卻是品行，他們的優缺點，部屬清清楚楚，關鍵時刻的號召力，完全取決於平時對他的信任程度。
所謂“用長”，就是要揚長避短，以實擊虛。對於團隊而言，要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長處，以此來形成整個團隊的優化組合；對於個人而言，則要在客觀認識自己的前提下“揚己之長”，即以己之長擊敵之短。
做人要盡量“補己之短”，人的失敗一定是敗在自己的短處上，因為能力不濟，防範不嚴，便很容易犯錯誤。這就是所謂的“木桶效應”，桶中水一定會從最短的木板處流出。作戰，打的就是對方的短處，或在將帥之短，或在組織之短，或在權謀之短，或在形勢之短。
《三國誌》中，陳壽評價關羽和張飛時說：“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關羽愛兵如子，不欺下，有仁厚之風，幾乎成為兵家典範，但其“驕於士大夫”，使得他不能團結同僚，不能在複雜的作戰環境中與友軍相處，恰成為他“敗走麥城”的根本原因。張飛豪放爽快，每每見到好漢未嚐不英雄相惜，因而善於與同僚相處，但其缺點與關羽正好相反，“不恤小人”，導致他身首異處，為小人所害。
作為管理者，一定要對自己、對團隊的短處提高認識，盡量補短，如若臨戰應敵就要“藏己之短”，然後再談“用長”。
關於用長，《曾胡治兵語錄·勇毅》說：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逾，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而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
人一旦入職做事，往往詆毀與榮譽並存、恩典與怨恨並至。這就要求我們意識到，要注重大節不損，大德不虧，不要因為那些捕風捉影般的談論、那些閑言俗語般的議論而氣餒，輕易放棄自己的目標，折損了沉毅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