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晚期，蘇秦盡管身佩六國相印，遊說東方六國，力主合眾弱而攻強秦，六國表麵上看似合作，也共同進行了幾次聯合戰爭，但是由於諸侯各懷己私，六國聯合隻能停留在盟誓的竹節和玉版之間，沒有多少實際的舉動。秦國縱然強大，如果六國同心攜手，那麼力量之和必然遠大於秦國，可他們卻貌合神離，各懷鬼胎，使得這種理論上的設想沒有成為實踐。
號令統一的士兵，即便人數很少，也能同仇敵愾，這就是《六韜》所謂的“獨往獨來”之兵，《尉繚子》所言的“獨出獨入”之兵。這裏的“獨”，不是散兵遊勇，而是三軍之眾，一心同力，齊至死戰。
典型的戰例，是巨鹿之戰中，項羽的破釜沉舟。據《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率領將士渡過漳河，把船沉了，把鍋釜鑿壞了，把廬舍燒了，僅帶三天的糧食，來顯示士卒以死相戰，沒有一個人有生還之打算。此次作戰，項羽兵力不足，沒有後勤保障，又背水作戰，似乎敗局已定，但其破釜沉舟的舉動，使得士卒以必死之心應戰，充分激發了士卒的戰鬥力，最終以少勝多。
團隊的管理中，作為下屬，一要堅決服從上級命令，保證完成任務；二要思考問題能從全局和整體出發，必要時不惜做出犧牲，以保證整體計劃的實現，保證組織的運轉有序。一個國家，如果上至戰略決策層，中到行省郡縣，下到村社家族，皆能政令暢通，風俗整齊，那麼內可以安定和諧，外能夠開拓進取。
《草廬經略·一眾》總結了曆代“一眾”的方法：
附循欲厚，激勸欲勤，號令欲嚴，賞罰欲信。俾士卒戴我而樂於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頓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萬人一心，奮勇直前，人莫能禦，如《吳子》所稱“父子之兵”者是也。
一是“附循欲厚”，即吸納和安撫屬下要厚重，既指物質層麵，也指情感層麵。也就是說以仁愛之心去愛護士卒。吳起治軍，十分注意軍隊內部的團結，他在魏國擔負防守西河的任務時，與普通士卒同衣同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與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士兵擁戴。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記載，魏文侯十八年（前408年），吳起協助樂羊進攻中山國時，看到一個士兵創傷化膿，他親自“跪而自吮其膿”。當這個傷兵的母親聽說了這件事，傷心不已。當年孩子的父親，就是因被吳起吮傷，心生感激，在涇水之戰中，不旋踵而死。現在吳起又為其子吮傷，說不定，孩子在哪場戰爭中就會奮不顧身地戰死。這就是將領的情感攻勢。
二是“激勸欲勤”，即為將者勤於激勵勸勉士卒，使得他們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所謂“號令欲嚴”，即為將者要嚴守軍法律令，也就是孔子所講的“齊之以禮”。在建立製度化的管理後，秉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蜀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出斜穀，令趙雲、鄧芝為疑軍，占據箕穀，魏國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諸葛亮親自率軍攻祁山，由於準備充足，士氣高昂，南安、天水、永安三郡的守將都叛魏呼應蜀軍。魏明帝不得已親自坐鎮長安，督令張郃抗拒諸葛亮。諸葛亮讓馬謖督軍在前，與張郃大戰於街亭。結果馬謖違背諸葛亮當道紮營的決定，臨時變動，以致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諸葛亮不得已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喪失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機會，最終隻能處斬馬謖，以平息眾怒。
三是“賞罰欲信”，即賞罰嚴明，一方麵要“賞不避微，罰必就大”；另一方麵要“言出即行，樹威立信”。比如商鞅通過移木賜金的方法樹立威信，使得士卒樂於聽從上級號令，即使那些不畏懼將領的人也能嚴格遵守。
總的來說，一眾，就是要求將領，一要在平時能夠與眾同好、與眾同惡，寒暑予均，勞逸與齊，饑渴與同，做到上下一心，得到士卒的信任。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平時感得動，戰時才能調得動。平日得其心，臨戰才能得其死力。二要在戰時，與士兵安危與共、生死與同，遇有危難，則以身先士卒。
人才能夠為我所用，隻有三種可能：一是給他足夠的平台，讓他實現建功立業的抱負。二是情感投資，但光憑動嘴，久而久之就會顯得蒼白無力，顯得虛偽。三是厚祿。第三種是最立竿見影的，屢試不爽，用得最多。
人才能夠為我所用，隻有三種可能：一是給他足夠的平台，讓他實現建功立業的抱負，從而成就他的事業，即使條件艱苦，也會為我所用。二是情感投資，但光憑動嘴，久而久之就會顯得蒼白無力，顯得虛偽。三是厚祿，即豐厚的利祿，泛指以美名、厚祿、高爵來吸引人才。第三種是最立竿見影的，屢試不爽，用得最多。《三略》就引《軍讖》說：
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昭其所歸，示其所死。……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