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戰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導將士的軍事技能，即《將苑·習練》所說的“夫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二是培養將士的政治素養，即《吳子》所說的“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教戰的水平，直接決定著軍隊的作戰能力，決定著戰爭的走向。孔子曾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用不經教練的民眾去應對戰陣，就是在輕易拋棄他們的性命。通過訓練，可以實現“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使得普通百姓成為保家衛國的精兵。
數萬士卒，百萬精兵又如何訓練呢？《將苑·習練》總結《六韜》、《吳子》、《司馬法》等策略，提出了一套可用的訓練方法：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陳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實際是“明恥教戰”，即先教士卒懂得禮義廉恥，在此基礎上教會軍事技能。我們逐條分析，看看有沒有道理：
一是教之以禮義。義，即士卒應該履行的責任和義務。訓練就是要培養士卒嚴格遵守長幼尊卑之序，也就是俗話所說的“懂規矩，守規矩”，保證內務的有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記載，最初子路性格粗野，喜歡逞強鬥力，性格剛猛爽直，頭上插著公雞的羽毛，身上佩掛著野豬的牙齒。一次，子路請教孔子：“君子喜好勇嗎？”孔子告誡他說：“以義為最上。君子好勇而沒有義，那麼就會一起動亂，小人喜好勇而不好義，則會成為強盜。”經過孔子的教誨，子路由一介武夫，變成了做事果斷、信守諾言、勇於進取的名士，曾為季氏宰、衛國蒲邑大夫，還做過衛國大夫孔悝的邑宰，成為孔門長於政事的代表。
二要誨之以忠信。忠信，一是指對國家的忠信，二是指對統帥的忠信。這是古代名將普遍具有的政治立場。郭子儀即是這方麵的代表。在軍隊中，他處處做士兵的榜樣，領兵打仗從不侵犯百姓，休戰時，他和官兵一邊訓練，一邊生產勞動，即使在安史之亂期間，他的駐地也隨處可見精耕細作的莊稼。一旦朝廷詔命入朝，從不遲延。被魚朝恩讒毀而削去兵權後，叛軍進逼京師，朝廷恢複他舊職並予以加封，他堅決要求辭去虛職，隻保留便於統兵作戰的招撫觀察使。他是曆任四朝的衛國功臣，功蓋一代而君主不疑，唐德宗尊之為“尚父”，正在於他的忠肝義膽。
三要誡之以典刑，即要以軍法刑罰來警戒將士，使他們有所畏懼而加以約束。軍隊的日常管理、營務操練、戰時進退攻防，都需要嚴格執行軍法軍紀。
《吳子·治兵》記載，魏武侯問吳起：“軍隊依靠什麼取勝呢？”吳起回答說：“依靠嚴格治理取勝。”魏武侯又問：“不在於兵力的多少嗎？”吳起說：“如果法令不嚴明，賞罰無信用，鳴金不能收兵，擊鼓不能前進，雖然有百萬大軍，又怎麼能用於作戰呢？治理好軍隊，要求駐紮時守紀律，行動時很威武，進攻時銳不可當，撤退時敵人追趕不及，前進後退有秩序，向左向右聽指揮，隊伍雖然被割斷，卻陣勢不亂，隊形雖然被衝散，但能恢複行列。將領和士卒同甘苦，共患難，這樣的士卒能團結一致而不分離，能用於作戰而不會疲憊。這樣的軍隊不論投入到哪裏戰鬥，任何敵人都無法抵抗，這就叫作‘父子兵’。”
四要威之以賞罰。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西漢名將周亞夫就以治軍嚴整著稱。漢文帝時，匈奴南犯，漢文帝派軍駐屯長安外圍，並親自去巡視、慰勞駐防各軍。他到別的軍營，車駕、隨從都得以順利入營。唯獨到了周亞夫掌管的細柳營，隻見戒備森嚴。先遣官直接就被拿下，雖然以“天子且至”相告，但守門軍士說：“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即使是漢文帝的車駕，也不得進入軍營，直到周亞夫傳令才打開營門，而守門軍士仍對漢文帝侍從說：“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漢文帝隻好遵照營規，按轡而行，由此感慨周亞夫“真將軍矣”。
具體的教戰之法：一要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由單兵到多兵、由小分隊到大部隊，再由“伍法”到“軍校”，再由“軍校”到“陣圖”，最後通過“大閱”進行合成訓練。
二要切合實戰。作戰要以實踐作為檢驗，垂空言，徒記誦，沒有任何意義。中國古代常利用狩獵進行如戰之陣的演習。戰陣訓練，主要是為了訓練士卒懂得怎樣由圓陣變方陣，由跪姿變立姿，由前進變停止，由分散變收攏，由集結變疏開，如此方能為實戰打下基礎。
三是逐層推廣。古代訓練，常采用“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方法，由點到麵，層層鋪開。
中國兵法專門有練兵之法，講戰陣、營寨、火器、舟楫、水戰、陸戰、火戰、雨戰等戰法，雖然多是冷兵器時期的教戰方法，但其中有不少練兵經驗、帶兵心得，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