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軍隊隻有肅穆莊嚴，才能氣勢如虹。治軍，與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內，內莊重則外凜然；與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將，將莊重而兵容肅。如果將帥吃喝玩樂，即便部屬旗幟鮮明、衣甲光鮮，也不能形成真刀實槍的戰鬥力，隻能是錦繡滿身的儀仗隊。
良好的軍容，是整個軍隊的精神狀態與管理情況的直接體現。對內而言，可使軍隊保持較好的精神風貌和昂揚的士氣；對外而言，可以警誡對手“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長勺之戰中，曹劌觀察齊軍，“望其旗靡，視其轍亂”，由軍容不整判斷齊軍軍心渙散，才下令追擊，取得戰爭的勝利。
軍容代表著將士的士氣。《尉繚子》說：“戰在於治氣”，“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合軍聚眾，務在激氣，良好的精神狀態決定著軍隊的勝負成敗。這就要求軍隊能夠在作戰訓練時做到嚴肅整齊。能節製的士卒，即使遇到無能之將，也不致完敗；不能節製的士卒，即使再有能之將，也不可以完勝。凡行兵，若無紀律，斷不能成事，肅容，就是軍隊要有嚴明的紀律。
沒有嚴明的軍紀，一支部隊不可能具備頑強的戰鬥力。一是政治紀律。中國兵法強調，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因為士卒來自百姓之中，行軍打仗，全賴百姓支持，如果脫離百姓，就難以生存。因而曆代皆要求將士不擾民，不殺老弱，不獵禾稼，並嚴加懲處濫行殺戮，掘塚焚廬，踐踏稼穡者。
二是軍事紀律。全軍將士要能做到令行禁止，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吳子》就說，“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軍隊有無戰鬥力，看的不是多少，而是有無嚴明的作戰紀律。
三是內務紀律。善戰之師，衣甲鮮明、軍容整肅，平日做到部伍嚴整，戰時才能易於呼名，不致失次。
三國時期的東吳名將呂蒙，利用關羽的麻痹輕敵，襲取了荊州。為了在蜀軍長期占據的荊州站穩腳跟，他一邊撫慰關羽及蜀軍將士家屬，使其能夠接受東吳的占領；一邊要求吳軍不得進入百姓家中，不得索取百姓財貨。其中，一個士兵擅自拿取百姓的—頂鬥笠，遮護作戰破損的鎧甲。呂蒙認為這是違犯軍令，垂淚斬之。頓時軍中震驚，吳軍得到了荊州百姓的信任，加之他“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三國誌·呂蒙傳》），使得荊州蜀軍舊部“吏士無鬥心”，從而穩固了吳軍在荊州的政治基礎。
肅容，並不是簡單的嚴明軍紀，而是要恩威並施。威是法令、是軍紀、是製度。而恩則體現為同情、憐憫、體恤士卒百姓。兩者相互呼應，彼此配合，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將苑·哀死》說：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體恤士卒，一方麵要關心他們的衣食冷暖，尤其在艱難時期更要推己及人，像關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關愛他們，這才能使軍隊在危難之際仍然團結穩定。另一方麵則要善於扶持和提拔部屬，關心鼓勵他們的成長與發展。這樣就可以讓他們心懷感恩之心，並且忠於自己，無形中又提升了自己的實力。
呂蒙入荊州，就是奉行了恤民善俘的傳統。軍隊進入敵境，見其老幼，要能奉歸勿傷，見到傷員，贈以醫藥。即便對待俘虜，也嚴禁去其衣服、淫其婦妾、離異其配偶。特別是對待戰犯，元惡不可不誅，脅從不可不撫，對待殘餘勢力，要做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目的都是在於爭取民心，保護百姓，一如所言：“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東晉名將祖逖能夠在沒有朝廷政府支援的情形下，長期孤軍作戰，就在於他重視感化百姓，寬待俘虜，對降卒皆厚待遣歸，大家為他的生生之德、不殺之恩所感動，因此歸附者甚多。他能站在北方大戶的立場上，甚至允許莊園主人兩麵歸屬，讓他們深受感動，遂主動向祖逖報告軍情。加之祖逖嚴以律己，勤儉節約，不畜資產，子弟耕耘，樂善好施，中原百姓感激涕零，才使他的北伐事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援。
軍隊必須是威武之師，威武正是通過軍容肅穆體現出來的。一支軍隊隻有肅穆，才能莊嚴；隻有莊嚴，才能氣勢如虹，令對手膽戰心驚。威武在於心存正氣，知道軍人的身份；肅穆在於心存大義，知道軍隊的使命；莊嚴在於心存敬懼，知道國家的尊嚴。因而治軍，與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內，內莊重則外凜然；與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將，將莊重而兵容肅。如果將帥吃喝玩樂，朝臣文恬武嬉，即便部屬旗幟鮮明、衣甲光鮮，也不能形成真刀實槍的戰鬥力，隻能是錦繡滿身的儀仗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