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總算找到了一份工作，經常加班，業餘時間替報紙畫漫畫；期間跳了一次槽，現就職一家日本公司。老板認真苛刻，設計不滿意就加班到深夜；在浦東買了一套二手房，總價40萬，按揭20年；偶爾談戀愛。談戀愛的時候她話會多一些，言辭俏皮。
這些年來，這個來自河南洛陽的女子，在競爭激烈的大上海，單薄的肩膀究竟是如何撐過來的呢？沒有人知道，少有人關心。
一日，多年不見的朋友來訪，看見她的房子兩室一廳，白色基調，幹淨明爽，羨慕地說你真是賣命啊，一個女孩子，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居然自己買一套房子，準備引狼入室？她聽了哈哈笑起來，搖頭說：我也是琢磨若幹年才明白擁有一套住房比擁有一個男人更可靠、更容易讓人心安，所以才狠下心買的。其實是很不錯的投資呢，已經翻了一倍了。雖然隻是紙上富貴，但我心裏稍得安慰。
阿雅說，其實她大多數時候下班就回家，畫漫畫，上網聊天——省得出去消費。出門就是上班，行則坐公交，買衣等打折，吃飯多是快餐……
說得這麼悲慘？朋友表示懷疑。阿雅說：除了供房、美容之外，我什麼開支都沒有。上海這個地方，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個人在這裏打拚，有時候隻有打脫牙齒和血吞，吞了還要抬頭笑。
那麼，總是加班，可有娛樂？怎麼結交朋友？
娛樂？自從我砸鍋賣鐵買房子後就已經杜絕了娛樂。我現在沒有胡亂花錢的勇氣，連換工作都要思之再三呢。至於結交朋友，時間都賣給公家，打一次電話我在加班，再打一次電話我還是沒空兒，這繁忙大都市，誰有耐心啊？
那麼，可有男朋友了？
阿雅低下頭半天才抬起來。原來她剛剛與男友分手，原本都論及婚嫁了，報及雙方父母，誰知男友那個隻肯說上海話的老爸堅決不同意。
於是男友放棄了。
為了抵製悲傷，阿雅拚命地工作。分手之後阿雅養成了夜裏睡覺之前跟自己說話的習慣……慢慢地，她把那個聽她說話的，想象成一隻貓，它跟她共享她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她開始畫那隻貓，以及她在上海的生活、心情、經曆。
漫畫放到網上，報社的稿約就來了。雖然稿酬不多，但讀者看了之後通過網絡發觀感給她，阿雅心裏便很滿足。
像阿雅這樣的女孩子，單身一個人在上海，又要供房，再有情殤，那份疲累一定非同小可。但生活的壓力又讓她沒有權利去傷感。那精致端正的一張臉，不過是在人前武裝自己的一道麵具。 背後的辛酸，又有誰真正了解？
朋友問阿雅，還相信愛情嗎？她想了想，笑說：請允許我對愛情來一段暫時的中場休息。但我想，今生今世，我大概永遠都不會拒絕愛情。我要慢慢過上我自己的理想生活。所謂理想生活，就是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需自由自在，不感到壓力，不做工作的奴隸，不受名利支配，有誌同道合的伴侶，活潑可愛的孩子。
看看阿雅，看看那些在上海、深圳、北京、廣州這些大城市的白領，看到的是一個個被房貸、車貸、婚戀和充電壓得疲 憊不堪的身影，看到的是一群“拿著白領工資過著藍領生活”的人……
對處於漂泊拚打階段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水準難與不菲的收入對等，他們的生活也絕不僅僅是“壓縮消費”那樣簡單。
我們永遠是漂著的
在中國，白領的苦惱還有另外一個，或許這種苦惱外國的白領無法感受。因為這種苦惱的根源是中國的戶籍製度。這種戶籍製度使得大多數白領無法被他們所奉獻的城市接受，他是城市的外來人並且一直被當做城市的外來人，難以和城市真正地融為一體，城市沒辦法給他們歸屬感、安全感、榮譽感。他們是城市的浮萍，漂泊是他們的常態，他們永遠是漂著的。這種漂泊無根，難有依靠的恐懼，對中國人而言，還來源於沒有房子帶給他們的壓力。在歐美很多國家，租房被認為是家常 便飯，毫無不妥可言，但在中國，房子才是他們的家，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他們才覺得真正有了立足之地，有了歸屬有了港灣。一天沒有房子，他們就覺得自己一天是無根的浮萍。
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加深，這種漂泊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沒有家開始在本義方麵有了體現。剩男剩女的數字開始讓人們咂舌不已，驚詫不已。大齡男青年、大齡女青年成了社會的一個極大的隱患。對於這個漂著的族群，還有些專門名詞，“北漂”……
北漂一族是這個族群的典型代表，研究北漂，對於我們弄清楚漂泊一族的生存狀態很有意義。在北京眾多的“單身族”中，有一類是戶口不在北京的白領。在事業上他們是成功的，但受戶口、觀念等限製，還沒搭上“婚姻列車”，依舊守候在單身的站台。
按理說這些高層次、高收入的白領不應該成為困難戶，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除了少數抱定終身獨身的之外，大部分的大齡單身白領對婚姻的渴求還是很強烈的。但受一些因素影響，到現在他們還是單身。在這些因素中，戶口問題是首當其衝的。雖然很多人心裏也明白，一個小小的卡片，並不能立刻帶來幸福；但如果沒有戶口，在很多人看來，就像一根沒有線的風箏，不知哪裏是個頭。
白領“民工化”令中產鬱悶
“在北京，我就是民工”，麵對家鄉親友的豔羨，月薪6000元的程序員小張委屈地說。高學曆、高收入、高素質，像小張這樣被定義為“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卻常常自稱“民工”。IT產業一馬當先，率先提出了“IT民工”的說法，“民航民工”、“畫圖民工”、“新聞民工”等說法接踵而來，而他們，實際上是籠罩著職業光環的航空員工、建築師、新聞從業者。大城市白領民工化的趨勢有增無減，“底層感”正在無可避免地侵蝕著新生的中產階級。
1.新生中產感覺生活在底層
如今的白領階層，與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同樣壓著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座大山。利益製衡機製的缺失使他們在高居不下的房價麵前黯然神傷，走在都市的街頭，隻能把“我想有個家”的念頭深深地藏在心底。一場大病的醫藥費足以擊垮一個年收入近10萬的中產階級家庭。而沉重的教育負擔也是越來越多大城市白領夫婦選擇“丁克”（即夫婦都打工不要子女）的重要理由。安身立命、扶老攜幼的基本要求尚不敢“奢望”，真真是叫人如何不“底層”。
職業危機也是“底層感”的重要來源。上海市統計局調查表明，上海人最關注就業失業問題。高校擴招帶來人才市場相對飽和，不規範的用人製度隨處可見，職場中人人自危。“中產”們不敢放鬆，不敢浪費時間，否則就會麵對落伍、失業、受窮、被淘汰的殘酷現實。社會保障不足以讓人踏實，工作沒有穩定預期，殘酷的職場拚殺兵臨城下，隻能加班，加班，再加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不得不恭恭敬敬地獻給老板；周六到周日也必須用來“充電”。在“前半輩子用命換錢，後半輩子用錢換命”的呼聲中，“底層感”呼之欲出。
2.戶籍限製令中產成外來戶
而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底層感”的表現形式是：你名牌大學畢業，工作體麵，發展順利，唯缺北京戶口本一個。某日步下小樓，赴某名流出入的party，忽見樓下貼有小告示：“請房東速帶外來出租人員辦理暫住證”。霎時間，“底層感”油然而生，格調、細節也難以將自己和民工區隔開來，因為同屬“外來務工人員”。
舊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形成，階層劃分未定的焦灼感降低了中產階級的幸福指數。而值得注意的是，種種張力之下，中國中產階級並未表現出米爾斯筆下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後衛特征，反而出現了民粹主義的“憤青”傾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