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告訴我，如果真有思想問題的話，要去找心理醫生。美國人都這樣，如果有對生活環境的不適應，想家了，有情緒上的苦悶、孤獨和失落，有家庭糾紛，要找心靈的“歸屬”等等，就去找心理醫生。
臨畢業前，我跟一個日本同學和她的美國男朋友在學生會談論日本文化和文化衝突、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和高倉健。我特別推崇高倉健的冷峻、堅忍和剛毅的男人性格。這位日本同學和她的美國男朋友是原來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漢語的時候認識的，在北京待過一年，他們對北京比我熟悉多了。當時北京發生了一起突發事件，他們約我第二天到邁阿密當地的電台做一個關於中國的專題節目。
第二天，我們到了邁阿密的WNWS790電台，作為嘉賓，以北京突發事件為背景，回答美國聽眾打電話來問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日本同學和她的美國男朋友主要是回答北京的市容和地理環境。電台節目主持人和我主要是回答一些關於中國的社會製度、黨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傳統文化等問題，如中國的戶口製度、檔案製度、畢業分配、旅遊限製等等。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很多人出國留學。留學生放洋，他們對中國的戶口製度和檔案製度不信任是自我放逐的原因之一，認為這兩大製度，約束了個人才能的發揮，使那些自認為是“精英”的人成了“被束縛的普羅米修斯”。
中國的戶籍製度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以後曆代皇朝改朝換代，都以戶籍移交作為政權移交的標誌之一。對戶籍的管理就是天子對江山社稷、對臣民的管理。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賴以生存的製度。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複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唐縱從德國法西斯警察係統那裏搬來了更為完整的戶籍製度，由公安局在各個居民區設立派出所，由派出所掌管居委會和城管組織，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盡在掌管之中。解放後，這一戶籍製度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哪一家哪一戶有些什麼紅白喜事，參軍或者入獄，街坊組長肯定知道，肯定管得著。兩夫妻吵架，居委會或派出所會派人來勸；鬧到離婚的話，街坊組長出麵調解，那就更不用說了。時不時，派出所和居委會還會來查戶口。我嶽父來美國住我們家，就問過是否要報臨時戶口的問題。我告訴他，美國的居委會是自發組織和由居民區的居民選舉產生的，不歸派出所管，他死活不信，到現在也不信；就如同我在電台上回答美國聽眾關於戶口製度的提問時，說家庭歸居委會管，居委會歸派出所管，派出所歸市政府管，美國人也是死活不信，“哪能啊？這不是狗抓耗子——多管閑事嗎？”
美國聽眾對戶口製度和檔案製度的反應比較激烈。當聽說沒有戶口本，就不能在北京住，就沒有糧票，沒有糧食供應，飯都沒得吃，他們就不知所措了。當聽說沒有檔案，就不能調單位、不能換工作，大夥兒都說我在瞎說。他們在電台的節目上問，“檔案不是自己編寫、自己拿著的嗎？”對美國的個人檔案管理，那時候我也不是很清楚，聽說是：九年級（等於我們的高一）開始，學習成績開始算總分平均分作為入大學的參考；個人病曆可以到醫生那裏要回來，自己保管；求職信是自己寫的，是工作調動最重要的檔案，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就不一樣了，我解釋說：“如果原單位拿著檔案不放，你就無法到新單位上班；就算新單位給你一個工作職位，你上班了，新單位也不能給你發工資。”所以有不少的人，當年在中國就因為調動工作調動不了，索性跑國外來了。打電話到電台參加我們節目的美國聽眾對這一檔案製度不可理解。而邁阿密的南美人多從拉丁美洲移民過來，特別是古巴移民，對於戶口製度和檔案製度還能理解。他們認為，這跟他們從拉丁美洲移民美國要搞一個綠卡差不多，搞身份的檔案可是連指紋都要記錄在案的；而沒有合法的身份，就等於沒有戶口，就不能工作，就沒有飯吃，就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