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的高調運作，加上國家部門的深度認可，使得宋如華的跑馬圈地充滿了大喜劇的輕快色彩。他成了各地市長們爭搶的“香饃饃”和座上客。幾乎所有的軟件園項目都被列為市長的“一號工程”，政府對其用地更是給予了最優惠的出讓價格，有些心情急迫的地方甚至是免費送給了托普。很顯然，對一些地方官員來說，引入托普的軟件園項目，是一個很可以自豪的政績工程。正是在這種各懷心思的合力推動下，托普軟件園的園區麵積也是一個比一個大，從鞍山、紹興的五六十畝起步，到嘉興的台商信息產業園已經達到占地4500畝的空前規模。宋如華的投資額也水漲船高，從一開始時的1億元到後來信口開河的100億元。宋如華也很能體會官員們這種好大喜功的心態，因此在園區定位和規劃上，大打“形象牌”。在上海南彙建東部軟件園時，他突發奇想地將之設計成一張“世界地圖”：“五大洲”被設計為園區中的人工湖，房屋和道路都設計在“四大洋”上，東麵壘起一個高坡，宛若虎頭，西邊一溜土堆，號稱龍形，美其名曰“藏龍臥虎”。這種土洋結合的奇妙構思，自然博得前來參觀的官員們的嘖嘖讚歎。
就這樣，從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間，宋如華落子如飛，赫然成局，托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占用土地超過1.2萬畝。靠一個“軟件園概念”，宋如華竟成為中國企業界最大的地主。
托普建軟件園，動輒宣稱投入數億元乃至上百億元。其實，它投入的資金並不大，靠的是“在當地挖潛，利用地方資金和資源滾動開發”。
“當地挖潛”的第一種，是獲得當地銀行的資金支持。托普的軟件園項目幾乎都伴隨著一份與當地銀行合作的信貸協議，托普低價甚至無償獲得用地後，當即通過抵押或擔保等方式向銀行套取資金。能不能獲得銀行貸款，成了建不建軟件園的前提條件。宋如華曾明確指示部下：“一個軟件園項目，在本地銀行都融不到錢，那就證明各方麵的工作都不到位，也就不要做下去了。”便是在這一過程中，托普在各地編織了一張旁人無法理清的、錯綜複雜的財務網絡，在資本日漸膨脹的同時，也埋下了無窮的後患。
第二種是獲得當地的軟件改造項目。在鞍山東北軟件園簽約的同時，托普便利用與政府的熱絡關係，得到了鞍山體育場顯示屏、市教育信息化改造的近2億元工程合約。在紹興、金華、大慶等地建園時，托普都相繼接下了當地政府委托的數千萬元的軟件開發合同。
第三種是獲得壟斷性資源。2000年，托普在湖南寧鄉建設軟件園，宣稱將在5年內投資10億元，將之建成具備年生產、開發60萬套軟件能力的“開放式軟件基地”。這成為當年度湖南最大的高科技引資項目。作為“配套性項目”，托普向湖南省政府提出創辦湖南托普信息技術教育學院，由此順勢進入了民營資本很難參與的高等教育領域。這種配套模式，後來在長沙、上海、成都和紹興等地複製，托普相繼建起了4家信息技術院校，在校學生一度多達萬人。
正是憑借著這些膽大無比的空手道技巧，深諳中國政商之道的宋如華一次次獲得了成功。他的商業心態也漸漸地浮現出難以掩飾的暴戾之氣。有一回，他對友人說：“以托普現在的名氣，我隻需要在軟件園開發中心招聘100個畢業生，帶銀行行長看一看，就可以貸款了。”還有一次，他更是大言不慚地向人傳授經驗道：“軟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沒有別的東西，如果你隻有半層樓幾間屋，你搞軟件的信用度就不夠，客戶覺得你寒酸；你有了園區，那是實力的象征，客戶會覺得自己寒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