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適度容忍腐敗”的論調曾信口雌黃，說“公共投資中的貪腐，並沒有人直接受害”，這簡直是昧心之論。且不說納稅人的血汗錢進了弄權貪腐者的腰包，等於納稅人被盜被搶了，就說公共投資的貪腐，要麼會推高工程成本，要麼會造成偷工減料，能沒有直接的受害人嗎?恐怕受害人會遍及每一個公民吧?比如說，你常遇上邊建、邊改、邊拆、邊修補的公共設施吧?你聽說一些工程的造價高得匪夷所思吧?難道你意識不到?正是這些虛構的預算，超支的結算，推高了物價，縮減了你的實際收入。難道你意識不到?正是支撐過度投資的稅費負擔，擠壓了你的家庭消費。你想沒想到?正是偷工減料的安全隱患，才釀出了奪命事故?正是貪腐造成的資金流失，雙向的自動扶梯才改成了單向的，害你每天爬樓梯爬得上氣不接下氣。顯而易見，公共投資中的貪腐危害廣泛而深重，怎麼能說沒有人直接受害呢?
總之，需要8年調整，是由於需要配套改革。比如降低投資率的前提，必須提高收益率。為什麼?因為“過分投資往往起因於利潤率不斷下降”(劉易斯語)。據政協發言人趙啟正披露，2009年國內企業主業收入，私企增長18.7%，國企降低0.2%。國內企業利潤率，私企增長17.4%，國企降為負4.5%--數據證實，投資超高的國企，利潤往往超低。國內存款，目前仍維持著長期的負利率。利息為什麼會低到負?因為資本過剩。國內的資本短缺，6年前就已變為資本過剩了。一般來說，12%是普遍、正常的投資率，也是早期工業化國家普遍的投資率。但國內的投資率，30年來從未低於35%。有了資本的相對過剩與濫用，又有了國企收益率的下降，才會有過分投資，才會有超高的投資率。所以說，糾正過度投資，首先要提高投資收益;而糾正資本的過剩與濫用，首先要糾正資源的錯配。因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周期調整與結構調整都是個牽一發動全身的事兒，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