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方式轉型的核心，是要從以物為本轉移到以人為本上來。鄧小平擔心的“速度過高，帶來的問題不少，對改革和社會風氣也有不利影響”，不是發生了嗎?“一個強政府、大國企和海量投資推動的增長方式，埋下很多隱患”(吳敬璉語)。因而，轉型絕不限於增長方式，也絕不限於經濟領域。怎樣“多一點公眾參與，少一點個人權威;多一點公平競爭，少一點壟斷獨占;多一點機會均等，少一點特權階層;多一點財富分享，少一點貧富懸殊”(高希均語)?台灣當年轉型的上述課題，也是當下內地轉型要交的作業。
羅素說，從一個假設的前提下出發，誰都難免步入誤區。國內經濟“超常規、跨越式”的過熱症狀，都來自一個假設的前提:“早期的快速增長，往往讓人們推定，這種增長會持續到遙遠的將來。預期增長率就可能被高估。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事實上是中國的整個經濟和金融係統，都形成了一個信仰，即未來中國將以過去的速度繼續增長。這一假設讓更多的投資變得合理，進而帶來更多的投資。中國的投資者把過去的增長率套用在了未來，然後被廣闊的未來預期空間所迷惑。”(美國GMO公司報告)你看，這個樂觀的信念，把過去式當成未來式，把已發生的當成未發生的，是不是有點懸乎?是不是當事者迷，旁觀者清?
為什麼會有一個盲目樂觀的信仰?亞當?斯密的解釋是，市場上“大多數人對於他們自己的才能過於自負，特別容易高估獲得的機會和低估喪失的風險，這是任何年代都有的古老的壞毛病。”對於非理性繁榮的解釋，黑茲利特的概括更點穴，叫做“病態渴求”!我覺得，病態渴求的解釋，離中國更近些--國內經濟的暴食暴飲，在於政府有投資饑渴，民間有發財饑渴，但主要源於官員的投資饑渴。投資饑渴說白了，是對豐功偉績與彰顯政績有“病態渴求”。雖然民間的發財饑渴對一夜暴富的免費午餐有“病態渴求”，但官員的急功近利，才是大幹快上的始作俑者，浮躁冒進有著“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放大效應。最近披露重慶市設立了八大直屬公司大舉借債，政府的總債務高達5000多億，而該市的年財政收入隻有1000多億，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了。這種冒進，跟各省市的融資平台是一個路數。領導人舉債時多多益善，想沒想到該如何償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