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擴權爭利
中國的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政府在坐莊，財富和資源最後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這幾年突然變得非常有錢，財政富餘很多，最後總有辦法買單。
--謝國忠
改革初期有個說法，把放權讓利叫做放水養魚，好像政府是個養殖戶，放水養魚是為了等到菊花黃、膏蟹肥的收獲季節下手的。事實上，財政部官員也是這麼說的:“改革開放的前半段，放水養魚，培養稅源。1995年以後，放水養魚就進入了收獲期。”(賈康語)聽他這麼說，像是把市場當成了自己家的養殖網箱似的。其實，假如征稅權不受限製的話，官員還真的像個撒網的漁夫。你可以先看一組數據:2010年香港GDP是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是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廣州GDP是10604億元，征稅3379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的45%;而廣、深兩市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213億元，僅占稅收的3%。
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遠遠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於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1倍。再來看一組數據:從北京開車到武漢約1400公裏，收費700多元，從北京開車到大連約820公裏，收費400元，都是平均每公裏0.5元。而在美國，中西部自駕遊大約3000公裏，全程高速，過路費一共10多美元。國內不堪收費重負的運營車，無奈之下隻能衝卡。深圳鹽田坳收費站平均每天衝卡的車輛在2000輛以上，大多集中在夜間，大多是大貨櫃車。最瘋狂的時候，50多輛貨櫃車排著隊衝卡，就像過火車一樣。2011年5月5日淩晨，一輛貨櫃車衝卡時將收費員胡某撞倒，碾軋致死。
公平感的喪失，利益被犧牲、被剝奪感的上升，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緊張與衝突的根源。窮人不高興，富人也不高興，老百姓不高興，官員也不高興，老年人不高興，年輕人也不高興，白領不高興，藍領也不高興，平民不高興，知識分子也不高興。花在維穩上的錢，成了個天文數字，也已構成為國內增長模式昂貴的製度成本與道德成本。布坎南曾經指出:“我們的時代麵臨的不是經濟方麵的挑戰，而是製度和政治方麵的挑戰。”為什麼?因為增長替代發展，增長替代變革是替代不了的，“強政府，半市場，弱社會”的經濟模式，也是個權益之計的過渡性安排，有著飲鴆止渴的潛在風險。諾斯曾經分析過熟悉的路徑被鎖定帶來的風險:一旦熟悉的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否則很難退出，更不可能陡然切換，就如“麻雀入屋，無法逃出”一樣。我國經濟麵臨的，就有這樣的社會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