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領導人規劃了戰略步驟，即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戰略機遇期”這個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字麵上看，這個“機遇期”非同小可。首先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戰術性”的或其他什麼機遇期。既然是戰略性的，就是涉及全局的、影響長遠發展的。其次是“重要”的，而不是一般的、可有可無的。再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而不是“無所作為”或“小有作為”的。最後是“必須緊緊抓住”的，而不是“可抓可不抓”或“抓而不緊”的。
中國共產黨曆來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在困難的時候能看到光明，看到成績，以鼓舞士氣。當然，像“文革”時期那樣整天喊“敵人一天天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確實有點極端了。自從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之路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善於看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有利於自己的一麵。在冷戰期間美蘇爭霸正酣，軍備競賽激烈之際，鄧小平就看到，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上升，並且超過了戰爭的力量，世界大戰能夠推遲甚至避免，和平與發展是世界麵臨的兩大課題，中國可以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在蘇聯東歐劇變，西方國家聯合製裁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卻認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有利於中國的因素還很多，中國應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但是，像十六大這樣明確提出有一個“戰略機遇期”，恐怕是首次。
很顯然，提出“戰略機遇期”是通過對“全局”進行科學判斷後得出的結論。那麼中國在未來近20年時間內的“戰略機遇”都在哪裏呢？
首先是國內經濟發展方麵。從國際經驗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是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戰略起點。目前，中國就站在這個起點上。從市場需求看，巨大的國內市場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大戰略優勢。市場容量的大小，市場運行的優劣，對於能否實現經濟長期繁榮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有近13億人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多層次、多元化的市場需求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不僅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場之一，而且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之一。從人力資源看，潛力巨大的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按照新的發展理論，影響增長和福利的要素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從1982年到2000年，中國的總人力資本存量已經由28.82億人年提高到63.14億人年，增長了1.19倍，占世界總人力資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本世紀頭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最高，被撫養人口比重最低，人均受教育年數提高最快，鄉村向城鎮轉移人口最多，這些都有助於增強人力資源優勢。從科技發展看，新科技時代將為中國跨越式發展提供更多的戰略選擇。新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中國具有明顯的後發優勢，為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當前，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領域正在醞釀新的重大突破。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路，中國完全可以在若幹關鍵科技領域和科技發展前沿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新的強勁的經濟增長點，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必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從經濟結構看，製造業全球大轉移有利於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紛紛把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無論從投資環境還是從市場潛力看，中國既有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也有大規模承接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優勢。抓住這一契機，加快信息化進程，用信息化改造製造業，有助於中國擴大經濟規模，調整經濟布局，優化產業結構。從對外開放看，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拓展了經濟發展的戰略空間。加入世貿組織提供了穩定的對外經濟貿易環境，中國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更廣泛地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更好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同時，加入世貿組織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遵守國際經貿規則，這可以推動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性障礙。
其次是國際環境方麵。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的基本態勢仍將是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大國之間不大可能發生全麵戰爭形式的對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關係是“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重要支點。由於中美關係對中國的外部環境影響重大，在中國的整個對外戰略中是帶有全局性的一個關鍵環節，所以，中國一直把中美關係看成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如果這個“重中之重”在20內出現大的倒退，甚至逆轉，那麼“戰略機遇期”也就難以為繼。
中美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的變化。就目前的態勢來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將繼續貫徹以反恐防擴為首要任務的國家安全戰略，為此要繼續尋求包括中國的在內的世界大國的合作，美國會繼續把中國作為“建設性合作者”，而不是“戰略競爭對手”。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展現出來的美國新安全戰略對中國的戰略定位雖然與俄羅斯相比有相當大的區別，但是不再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是提出“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出現。”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在2001年9月30日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中國仍被不點名地視為可能出現的“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而新安全戰略則認為，美中在經貿、反恐、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麵能夠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戰略還強調，目前美中的年貿易額已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中國目前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將進一步促進美國公司對中國的出口，並且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新安全戰略框架下，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這種以合作為基調的對華政策，與克林頓時期的“接觸政策”相比，有更多的積極因素。“接觸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接觸、交往來影響中國，改變中國，或者說是要“演變”、“西化”中國，同時獲取其他方麵的利益。而“合作政策”則淡化了“演變”或“西化”中國的色彩，其主要內涵是同中國進行反恐防擴以及經濟和地區安全方麵的合作。
從中國的角度講，美國安全戰略的調整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首先，美國將反恐防擴作為核心任務，從而暫停了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進程，這就減輕了中國的戰略壓力。其次，美國在反恐防擴上積極尋求中國的合作，從而使中美關係發展又增加了一塊基石，而且這塊基石有可能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第三，美國將維護國內安全放在安全戰略的突出位置上，從而相應降低了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地位，這有利於緩和中美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減少磨擦。第四，美國的對華“合作政策”有助於抑製“台獨”勢力的發展。美國的對台政策是與對華政策掛鉤的，布什政府要尋求中國的合作，就必須在發展對台關係上有所節製，這無疑不利於“台獨”，從而為維護台海地區局勢的穩定創造了條件。而台海局勢的穩定又有助於減少“台獨”勢力幹擾、破壞中美關係的機會。
當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隻是階段性的。待反恐防擴任務完成或告一段落後，美國可能還會撿起“9·11”之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到那時，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將會有實質性的改變，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隻能是一個時段，而不會是無限期或長期的。此外，現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消極方麵，如“先發製人”的軍事戰略、更加明顯的贖武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借反恐之機加緊軍事擴張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擴張等，也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一定的挑戰。如何化解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充分利用機遇期發展中美關係，使之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戰略機遇期”之內以及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良好的中美關係本身是製約美國對華戰略向“敵化”中國方向滑動的重要因素。
總之，中美關係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支點，而“戰略機遇期”又為發展中美關係創造了極好的機遇；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又會為“戰略機遇期”之內和之後中國外部環境的營造和新的“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創造條件。
問：您認為戰略機遇期之後中，中美關係能否繼續穩定發展？
答：我想我們可能希望那樣。但是我傾向於現實主義地看這個問題。我不是夢想家。我們需要清楚，在美中之間存在著很多嚴重分歧。所以，我們有機會並且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改善我們的關係，但是我們不應該有不切實際的希望。我們不能忽視在我們兩國間的一些重要分歧仍然存在。我記得僅僅三、四年前，1999年，一位很著名的中國學者批評美國的“霸權夢”。也是這一年，中國的《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將美國比成希特勒德國。將美國比作希特勒德國是極其無禮的，是相當冒犯的。那是不久前的事情。當然，這之後世界發生了許多重要事件，比如“9·11”，它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和中國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它們相互的看法。但是，從本質上看，兩國間的很多重要分歧並未改變。我們關係中的基本問題沒有改變。你知道，在美中關係曆史上，特別是在過去的六、七十年間，美國和中國曾經非常友好，當存在被雙方都認定為敵人的第三者時，美中有很強壯的關係，比如在30和40年代，明顯地有日本，在70和80年代，我們將蘇聯認定為共同麵對的問題。目前，我們雙方都指向恐怖主義。也許還有其他跨國威脅作為共同的敵人。所以目前，我能夠互相看成是潛在的夥伴。可是，當我們沒有一個清楚的可認定的共同敵人時，我們就遇到麻煩。50年代，我們有一場嚴重的流血戰爭。60年代，中國卷入了越南戰爭，支持越南。蘇聯在90年代早期瓦解後，兩國關係不好，在90年代有一個困難時期。所以，曆史提醒我們，我們有一個機會，但卻是脆弱的機會。曆史向我們表明，如果我們不小心，美國與中國很快就會爭鬥起來。所以，對美中關係的未來，我隻是謹慎地樂觀。在到來的機遇期間，我們真的需要努力工作，讓它遠離那些繼續存在的嚴重問題。
三、順世界潮流者昌
在世界曆史上，因一些國家崛起而衝擊現行的國際秩序和格局，進而引發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似乎已成了一種規律。然而，這種規律不能適用於當今世界，其根本原因在於時代不同了，當今世界處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求和平、謀發展是世界潮流。中華民族因順應世界潮流，才在民族複興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華民族也隻有繼續順應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