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宇宙空間論：龍鷹可以相安無事
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大國關係持悲觀態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相信“國際空間有限論”。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大國發展起來，就會占據更多的國際空間，其結果是使得其他大國可占據的國際空間減少；於是，大國之間的衝突就不可避免。
不過，對大國關係持樂觀態度者有完全不同的視野，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員查爾斯·沃爾夫提出的“宇宙空間論”。沃爾夫認為，正像宇宙空間是不斷擴展的一樣，在一個全球化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中，一個國家的“和平崛起”將擴大其他國家可占領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現實為沃爾夫的觀點提供了大量論據。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再沒有為了爭奪勢力範圍而發生戰爭。更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並沒有對發達國家的發展帶來太大的影響，發達國家主要是互為市場和投資場所。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遠比它們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係密切。中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並沒有以周邊國家的經濟衰退為代價，反倒是為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機遇。
資源特別是能源短缺是大國政治悲觀論的一個重要根據。悲觀論者認為，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而各國的發展及其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最終會導致大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有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大國會為了爭奪石油而戰。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供人類使用的新能源不斷被發現，人們不僅正在利用核能，而且還在開發生物燃料、氫燃料等新型能源。此外，科技的進步還會提高現有能源的使用效率。世界各國完全可能通過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短缺問題，而不一定非要訴諸於武力爭奪或擴張。
依據“宇宙空間論”，沃爾夫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為美國提供更多可占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同樣，美國保持經濟繁榮也為中國提供了更多可占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
問：您認為，未來20年中美關係的前景如何？
答：這涉及到許多問題。我想第一個問題是從現在起20年內中國會變成什麼樣。我發現世界變化不大。我年輕的時候讀過《1994》這本書，它是關於90年代年的世界與50年代相比有多大差別的。我記得2001年看過根據這本書改編的電影。這本書的主題思想是世界變化不大。所以我認為，從現在起的20年，世界變化比我們想象的要小。美國會有所不同，中國也會有所不同。到那時，在中國，巨大的經濟變遷會發生，還有，非常困難的改革也會發生，政治體製會有變化。
第二個問題是，從現在起20年內什麼東西會影響台海地區的關係。如果中國變得更民主，（我相信會如此，當然會以中國自己的方式），將會緩解同台灣的關係，民主化會使雙方的思維方式更接近。也許台灣會更頑固地搞獨立，甚至采取冒險行動。那樣會對兩岸和中美關係帶來很大影響。但我相信，這樣的事不會在20年內發生。
第三個問題是中美兩國間實力對比。從某種角度看，美國將繼續開發它的技術，使得中國更難以從總體上趕上它，雖然在某些領域可以，如軍事領域。如此，我們仍然會看到某種單極世界，盡管它比現在弱。實際上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歡迎那樣，因為任何其他力量變得相對強大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好事。
第四個問題是兩國的國內政治。現在我們考察國家間關係，都需要關注各方的國內政治。而國內問題又存在著係統性問題。比如，我們繼續關注中國經濟的驚人增長，但這還不夠，還要關注中國政府怎樣去創造社會穩定的網絡，關注銀行製度的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麵的改革。我們發現，隨著改革的推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越來越淡化。中國領導人在未來10-20年麵對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維持對地方的統治權和維持穩定。當然，穩定問題會貫穿整個世紀。我認為，解決社會穩定問題需要兩個東西：一是允許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多的地方民主；另一個是用國際主義來替代純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我相信有一個穩定的同中國的關係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兩國也許不是夥伴（克林頓總統從未用過這個詞），也不是盟友。怎樣稱呼兩國關係要依據你所討論的問題。我們有許多分歧，但也有各種共同利益。民主、共和兩黨創造了中間路線，比如，一個中國政策就很好。但是它受到來自左右兩麵的挑戰。左麵是人權組織，右麵是保守派。所以，對未來10至20年來說，核心的挑戰是如何堅持兩黨共識。
問：如果中國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取得重大進步，中美關係會改善嗎？
答：我認為它會加強美國人的共識。並且它會使得處理台灣問題更容易。當然，它會發生。我想曆史的力量會起作用。但是我認為它會是非常中國化的道路，許多美國人可能不承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