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對外政策在相當大程度上受本國主流政治文化的影響。具體講就是，政策製定者、戰略家、政治家以及公眾的基本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會影響他們對國家利益的判定和對相關國家的政策傾向。中美政治文化雖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是並非絕對衝突、對立，二者也有許多相近和一致之處，有很強的相融性，即可以互相調和或融合。這種相融性有利於中美兩國人民的溝通、交流和相互了解，進而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對中美關係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麵，即文化的開放性、趨同的基本價值觀和相近的思維方式。
（一）文化的開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開放的體係，都是在不斷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與之相應，中美兩國社會也都是開放的社會。雖然中國曆史上有過閉關鎖國的時期，但多數時間是對外開放的。就拿近現代來說，自鴉片戰爭後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時起，中國就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對西方文化中優秀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來不拒絕的。當然，美國也是高度開放的。能將世界優秀人才吸引到美國，這本身就是美國開放性的體現。正是因為開放，中美兩國才能都成為民族的大熔爐，並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曾這樣描述中國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麼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隻要一進入中國，它們就都並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製約與限製。” 在一定程度上，美國也是這樣。不管是歐洲文化，還是亞洲、非洲文化，進入美國後，都被融入了美國文化中。文化的開放性決定兩國公眾都有與對方交往、溝通的意願，而不是盲目排斥對方。中美兩國人員往來之頻繁就表明了這一點。這種交往和溝通大大有助於對兩國共同利益的認知，並較客觀地審視雙方利益分歧客觀審視。
（二）趨同的基本價值觀。
中美政治意識形態雖然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是對立的，但是支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卻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趨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學等，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同時也是中國人的價值觀。隻不過是在具體表現形式和實現方法上兩國之間存在著差異而已。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中國人追求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已經80多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建立的“邊區政府”就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其民主程度遠高於國民黨中央政府。抗戰快結束時，毛澤東發表了《論聯合政府》，係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勝利後中國發展前景的構想，裏麵充滿了民主的思想。他所設想的“聯合政府”很有“多黨製”的味道。隻可惜，國民黨容納不下共產黨，一心要打內戰，消滅共產黨，使得毛澤東的設想未能實現。
如果進行橫向對比，可以發現，中美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差距，要比中美同許多其他國家和民族、文明體係之間的差距小得多。比如拿中國和美國分別同伊斯蘭國家相比，可以發現，這兩國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差距要遠遠大於兩國之間的差距。
（三）相近的思維方式。
中美兩國人的思維方式非常相近。美國人奉行實用主義，中國人講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些雖然源於不同的哲學體係，但都體現了務實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條。實用主義是惟一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哲學，對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實用主義著重可能產生的結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則。實用主義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實用主義》一書中說：“實用主義的方法，不是什麼特別的結果，隻不過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範疇’和假定是必須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後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 依據實用主義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辦，而不搞純推理。英國史學家法蘭克爾對實用主義在外交上的運用效果做過這樣的解釋：“實用主義”如果運用得準確，可以幫助政策的製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靈活性，避免由於意識形態的承諾而超過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接受鐵打的事實。” 這話雖然是針對英國外交說的，但也完全適用於美國。美國人正是運用了這種實用主義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國在短短的200年間由一個新建的國家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年，中國在遭受各種內憂外患後仍保持統一並重新崛起，如果沒有務實的精神和思維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美國學者霍爾和埃姆斯曾對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這兩種思想體係在許多方麵有異曲同工之妙。 務實的思維方式有助於中美兩國的戰略思想家、決策者和公眾客觀認識對方在當今國際政治及本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發展雙邊關係的意義。
<庫普錢談中美外交政策指導思想>
問：除了您提到的台灣問題和民族主義問題外，還什麼重要因素會影響中美關係？
答：就美國方麵來說，對華政策部分地依賴美國政治的變化，誰來執政。舉個例子，新保守主義對非民主的中國會更嚴厲。不過我認為，這樣一種觀點趨向於占優勢：到頭來，實用主義將勝過理想主義。在中國一方也是如此。有人說中美兩國都很意識形態化，但我的感覺是，中國是非常實用主義的。實用主義將在雙方獲勝。
<江憶恩談中國和平崛起與戰略文化>
問：您對中國的戰略文化很有研究，您認為中國的戰略文化對中國和平崛起會有很大影響嗎？
答：這裏有幾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中國是否實際上崛起了。按常規，中國正在崛起。從理論上說，崛起並不是個好定義。那是個科學詞語。崛起意味著壞事情，意味著威脅。但我想，一般人認為充滿活力的崛起的中國，是指同美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通過縮小美中之間的力量差距，中國正成為另一個大國。如果你隻看軍事實力，差距並未縮小，而是拉大。美國軍事力量，無論是從技術，還是從組織、學說、活動空間、電子化來看，中美之間的力量差距在增大。如果你看GDP，在百分率上，相對差距在縮小。中國的GDP與美國的GDP差距在縮小。但是絕對GDP差距在增大，因為美國的GDP遙遙領先。在軟實力方麵，中國能為世界提供什麼樣的軟實力？中國正努力向世界輸出或推進什麼樣的全球規範的前景，什麼樣的價值體係？就像美國所做的那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正努力推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許多證據表明，中國的軟實力在上升。在東南亞，作為經濟一體化的結果，中國的影響在上升。所以，取決於你用什麼指標。人們可以從現實主義的看法得出結論，中國並未真正崛起。如果你認為中國正崛起，也可以這樣說。我認為，中國尚未崛起。對崛起的含義，美國人的看法與中國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美國，崛起有兩個含義。就學術詞彙來說，崛起意味著中國是否加入了國際社會。就權力詞彙來說，它被簡單化為中國威脅美國的利益。中國正在增長威脅美國利益的能力。就國內來說，美國人同意中國是一個增長的大國。有些人在談崛起時，其含義與“複興”相近，即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變得更富有。
關於戰略文化，它不是指與日常生活相聯係的那種文化。它是很窄的概念。首先它涉及安全中的領導權理論，即怎樣取得我們的安全，我們的安全是依靠我們對世界的控製，還是多邊主義，是依靠軍隊，還是盟友，還是依靠核威脅。隻要某種安全理論是不被疑問的，是被高層領導人在一個特定時期內確信的，它就可被稱作戰略文化。也可稱作戰略意識形態。
目前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意識形態正在變化。我是指有一個有趣的變遷過程，從19世紀的傳統中走出來。那是簡單的安全理論，可稱為，通過增加你的軍事實力，減弱潛在威脅的軍事實力來最大化你的國家的安全。這樣的安全理論和戰略文化在中國仍然存在。但是在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的安全理論或意識形態，強調多邊主義。這種理論認識到，崛起的中國將麵對安全困境。換句話說，認識到中國自己的安全政策中可能有相反效應，可能對中國的安全產生消極影響。所謂“新思維”目前在中國出現。它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戰略文化。這些人主張，向美國送出明確的信息，中國實力的上升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所以如果這些人掌了權，你會期望中國發送信號：它接受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不反對美國的雙邊聯盟，支持在這一地區的熱點問題上，在朝鮮、南中國海，可能還有台灣，采用多邊方式解決問題。這種信號將使美國確信，崛起的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美國將減弱對之的擔憂。
<黎安友談未來的大國關係>
問：怎樣看大國衝突不可避免的觀點？美英未發生衝突，是因為有共同的對手。也許將來隻乘下中美兩個大國，沒有其他可促使雙方合作的第三力量了？
答：為什麼國際政治的規則不能調整？我們現在麵對的問題，過去從未有過。我們有全球化問題、國際人權問題、聯合國問題、第三波民主化問題。國際社會有很多新的條件。有人說，國家將不那麼重要，它們更加相互依賴。
問：有些人認為，美國與英國有很多共同點，相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語言，但是中美之間差異很大。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我認為中美之間也有許多共同點，有很密切的關係，共同的戰略現實主義觀念，共同的戰略文化。感謝全球化，中國同美國有高密度的交流，雖然沒有共同語言，但有許多交流渠道。你在用英語同我談話，我們有許多來自中國的旅遊者，許多來自中國的學生。我有一個學生目前正在中國教書。在18和19世紀時，英國和美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在21世紀，中國和美國在分享全球化。那是相同文化的新版本。
問：但是一個世紀前，英國和德國也有許多共同點，相同的宗教、相近的文化，但是它們卻打了兩場仗。
答：我認為，中國同美國發生衝突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對美國來說，出現一位美國總統，決定對中國采取敵對立場，這是可能的。但是我認為，如果布什不這樣做——他是最有可能這樣做的——就不會有哪位總統比布什更傾向於選擇轉向反對中國。民主黨將不會比布什更反華。對共和黨來說，布什是黨的右翼。
<蘇葆立談政治文化與中美關係>
問：您怎樣看未來的中美關係?
答：我希望我們能夠使雙邊關係順利發展，但是你知道我是現實主義者。我發現中國國內政策很有趣，很複雜，極其重要。很多時間來，很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說，在理論與國內政策之間存在著一堵大牆。中國外交政策總是很有連續性，很穩定，很有可預見性。戰略方向是明確的。在毛澤東時期，那是對的。但是在過去20年，我認為，中國國內政策，就像美國的國內政策一樣，對其對外政策有重要影響。我的結論是，除非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有重大進展，否則美中的合作肯定受限製。這個製度自己在改進和變化。在開放和穩定上，它與美國的製度有點一致性。所以那是某種關鍵性問題。我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持樂觀態度。它已有很多變化。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很保守的，你知道，它不僅深深紮根於共產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紮根於中國政治文化。
結束語 以“太極”克“拳擊”：中國對美戰略暢想
中美關係是一對不對稱的雙邊關係。兩國實力對比的不對稱性決定了兩國在雙邊關係中的處境是大不相同的，美國處於主動的一方，而中國則處於相對被動的一方。也就是說，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主要取決於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而從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和美國戰略界的辯論情況來看，出現較大變化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國出於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的需要，會盡最大努力維持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
從發展態勢來看，促使美國對華戰略轉向遏製或合作的因素都在發揮作用。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就取決於這兩方麵因素的消長情況。概括地說，促進美國對華戰略中遏製成份增長的因素都能較直接地發揮作用，有些還是很緊迫的問題，如台灣問題；促進美國對華戰略中合作成份增長的因素多是軟性的、間接的，但卻是更宏觀，能更長久發揮作用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判斷：美國對華戰略中遏製成份將趨於增長，但有限度；美國對華戰略將由目前“合作加遏製”向“遏製加合作”的方向轉變；中美關係不會好於目前的狀況和20世紀70-80年代，甚至不會好於90年代，但也不會壞於50-60年代。
當然，作為雙邊關係中的一方，中國在中美關係發展上並不是完全被動和無所作為的，中國對美戰略和政策也會對美國的對華戰略產生反作用，進而影響中美關係。中國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民族複興和崛起，這是堅定不移的戰略目標，但是在當今世界，中國崛起不可能不對外部世界帶來影響，因此也不可能不受外部世界的關注，甚至是疑慮、擔憂、抵製、反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既可能轉化成中國崛起的促進因素，也可能構成製約因素。就國家行為體來講，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影響因素是美國。美國作為世界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它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和態度會直接影響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從美國的戰略文化和思維來看，美國絕對不願意世界上出現一個能挑戰其世界地位甚至威脅其安全的另一個大國出現。問題是，在“一超多強”的當今世界，誰最有可能先成為這樣的國家。從美國的角度看，這樣的國家要有兩個要件：一是有挑戰和威脅美國的實力；二是有挑戰和威脅美國的意願。根據傳統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思維，中國是最有可能同時最先具備這兩個要件的國家。而中國要想消除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就要從這兩方麵入手，培育、增強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信任感。
<布萊爾談國家決策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問：您認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最關鍵環節是什麼？
答：我認為，對中美關係來說，最危險的東西是存在於兩國內部的舊思維，美國把中國看成威脅，中國把美國看成威脅。如果一個國家把另一個國家看成威脅，那麼另一個國家肯定會用同樣的方式做出反應。這是惡性循環。所以，將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兩國的決策。我認為，在低層麵，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互作用，在軍事、文化、旅遊等方麵，總體上講，關係是積極的，有相互促進。問題是兩國領導層的政策如何。我認為，美國正密切地注視著中國。全球恐怖主義對兩國認知雙方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他們應當一起努力，實現這些利益，要把這些利益看成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