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惡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暴力革命的關於遙遠將來的絕對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殺了人對人的具體道德關係，扼殺了對切近的當代人的關懷，也扼殺了當前世界中需要的愛這種活的情感。可以從各國的曆史中看到，革命者不僅勇於自我犧牲，還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從更廣的意義上說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犧牲，如果不勇於犧牲的，就是怯懦，是對強權的懼怕。這樣，革命者就演變成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犧牲他人利益來達到革命目標的人。革命者當然也追求人類幸福，但他所愛的已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類幸福的思想。
在托爾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國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礙人間天堂的仍舊是人的心中難以擺脫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認為，妨礙人間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內部，而在人之外，在於人所處的社會狀況，在於社會機製的不完善。由於這個外部原因，因此隻能用外部的、機械的手段來消除。那麼魔鬼從“自我”的內部被移植到外部社會機構，人與人本應努力創造的愛被改寫成人們對社會機製的恨。這樣，革命就從本來意義上的建設性或創造性的事業，變異為消除和消滅障礙，也就是破壞。
因此，從對未來人類的巨大的愛中產生了對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間天堂的激情變成了破壞現實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壞的心理動機和伴隨物永遠是恨。革命者認為他們有恨的責任，恨在他們生活中起著深刻的和充滿激情的倫理動機的作用。
那麼，從這一方麵來說，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非但並不是所謂的反動說教，而相反是對人性的關愛，對人的善良和憐憫的催化。
三、博愛。
這一點和上一點是相連的。博愛是基督教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托爾斯泰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複活》中，博愛幾乎可以同寬恕等同，因為博愛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們不能對傷害過自己的人寬恕。一個人如果不能寬恕別人，人的內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據。惡是世界無法和諧、無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樣，而恨往往是因為人們遭受了惡的摧殘而造成的。
托爾斯泰認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過懲罰和報複別人來消滅惡從而尋求自己的安寧的，人人都沒有這個權力。
但是憤恨占據的人內心而人無法使其平靜，那麼獲得安寧的另一個手段隻能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寬恕。一旦寬恕別人，人就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麵對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們也知道，雖然在很多時候，寬恕並不能讓作惡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惡真正消除，也許還可能讓作惡的人更加為所欲為，但至少，那些寬恕別人的人從此可以給世界帶來更多更無私的愛，可以挽留住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友愛。反之，一旦開始報複，作惡方也不一定會善罷甘休，可能會同樣或變本加厲地報複，長此以往，所有的愛將會消失殆盡，那麼地獄會降臨在每個人的心中，那將是更為可怕的。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升華和人的成長，不僅意味著對現實惡的否定，也意味著對產生這種惡的社會根源的否定。小說《複活》中的這一思想是深刻而積極的。在作品中，作者對沙皇俄國時代的一切國家製度、社會製度、教會製度和經濟製度作了強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們僅僅認為作者的這些否定與批判思想是積極的，而托爾斯泰主義是消極的，那麼，否定和批判卻不是最有價值的。因為，這個世界隻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構一種新的、值得肯定的東西，《複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讓我們的思維明朗，而肯定和建構是讓我們的靈魂感動。簡單地宣稱托爾斯泰主義是一種消極的說教是對作家的不恭敬，不論托爾斯泰主義是否太過理想化，畢竟它是這位思想者一生思想的沉澱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