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啟蒙理想強調啟蒙和理性的決定性作用，是18世紀下半期俄國啟蒙思想的一個特點。思想家們為改變現實開出的藥方是：普及教育，啟發地主、官員和君主的良知，使他們自覺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則。如果說俄國的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揭竿而起時打出的旗號是“打倒地主”、“擁護好沙皇”，那麼俄國的啟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農奴製的罪惡時也極少觸及代表這種製度的“好沙皇”。
當時，許多西歐的啟蒙學者對俄國的過去持否定態度。在他們眼裏，俄國的整個曆史是一個必須盡可能迅速、盡可能徹底結束的野蠻時期，隻有彼得大帝還能夠得到某些尊敬，而這也隻是因為他不惜以極端的方式與自己國家的傳統決裂，真正想進行“破壞”和“重建”的緣故。他們中曾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在這個國家，一切都需要去做，確切地說，一切都必須消滅，重新做起。”而在俄國啟蒙運動中，除了個別例外，絕大多數思想家從未以如此強烈的態度來否定俄國的現實，他們沒有提出或承認用革命方式反對現存製度的問題，反而害怕發生人民起義和暴力行為。
亞·尼·拉吉舍夫（1749-1802年）是一個遠遠超出於他的同胞的俄國啟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時代的其他先進的俄國人更接近於西方的啟蒙思想——尤其是盧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羅斯受到西方啟蒙文化猛烈衝擊的年代。1749年，他出生於薩拉托夫省一個貴族地主家庭，7歲時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後來進入彼得堡貴族武備學校。1766年，他作為該校的優秀生被派往萊比錫大學，在自然科學、曆史、哲學方麵獲得了廣博的知識，並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丁文。1771年畢業回國後，他曾先後在參政院和海關任職，對農奴製俄國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
在結識了諾維科夫後，拉吉舍夫經常在諾維科夫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譯法國啟蒙學者、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布裏的著作時，對“專製製度”一詞作了如下解釋：“專製製度是一種最違反人類天性的製度。”並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權力反對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權把他當做罪犯來審判。1773年開始爆發的普加喬夫起義促進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當時，由於職務之便，他接觸到了不少有關這次起義的材料。他開始相信，隻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農奴製度。
拉吉舍夫酷愛自由，視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張宗教寬容、減輕刑罰、改善訴訟程序並使之人道化；他譴責農奴製度，說它是無視天賦的人人平等的權利的現象；他呼籲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國的傳統與現實，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他以政論家和文學家的身份不斷宣傳農民起義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頌》和《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
拉吉舍夫的《自由頌》一反頌詩的阿諛文體，縱情謳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稱為“上天恩賜的幸福禮品，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期待自由的雷霆萬鈞之力使沙皇驚恐、將黑暗化為光明。他盼望“將置沙皇於死地的暴風雨”的來臨，公開號召用暴力推翻專製統治，把沙皇送上斷頭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並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冊，其中大部分贈給親友，也賣出有幾十本。這本書以旅行隨筆的形式描寫了作者從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拉吉舍夫展現了一幅幅農奴製壓迫的悲慘畫麵：農民擔負著沉重的勞役和賦稅，他們被戴上鐐銬像牲口一樣被出賣，還要遭受殘酷的刑罰。他形象地刻畫了專橫凶暴的貴族地主、窮奢極欲的達官顯宦，把他們的獸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們麵前。他還直截了當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惡人中最凶惡的一個”，從而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18世紀的俄國社會政治製度。
拉吉舍夫期待俄國的革命改造，他預言：“被壓在沉重枷鎖下的奴隸們一旦絕望得暴怒起來，便會用妨礙他們自由的鐐銬擊碎……滅絕人性的老爺們的頭顱，用老爺們的鮮血染紅田野！國家會因此而失掉什麼呢？奴隸們中間很快就會出現偉大的人物來代替被擊倒的家夥；但這批偉人將……拋棄那種壓迫別人的權利。這並不是夢想，我的視線已透過時間的厚密帷幕，盡管這帷幕還遮蔽著我們展望未來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
拉吉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不僅為俄羅斯文學開辟了批判現實主義的道路，影響了眾多的進步作家，同時也是俄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普希金曾經說過，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這本書中，反映了啟蒙運動的整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