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把我們領進他們禮拜上帝的建築，以致我們搞不清自己是在天上還是地下。因為地上沒有如此的壯觀和如此的美，以致我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們隻知道上帝就在我們人中間，人們對他的禮拜要比其他國家都美。這美是我們永遠也忘不掉的。每個品嚐了如此美食的人，過後是不會再願意吃任何苦食的……俄國著名文化學大家德·利哈喬夫就此寫道：在羅斯皈依基督教這件大事上，對美的震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指出：“要注意的是，體驗信仰並不是體驗哪種信仰更美，而是哪種信仰是真的。而使臣們證明信仰為真的主要根據卻是它的美。”而且，正如利哈喬夫所說：美學因素對9·11世紀拜占庭文化的中興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福季在9世紀給保加利亞公鮑裏斯一世的信中反複強調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特點是美、協調一致與和諧。美的因素長久紮根於俄羅斯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了它的決定性成分。
對美的直接感受，是拜占庭文化留給俄羅斯的重要遺產。吸引俄國人皈依基督教的，不是拜占庭神學教義的理性構架，而是其禮拜儀式的美感。俄羅斯人把語言、聲音和圖畫都看做是與神交往的有效形式。教會藝術不是外力強加的，而是內生的，是宗教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本身，美，從此成為俄羅斯文化的基本素質，成為俄羅斯文化的遺傳基因。而羅斯受洗的988年，也就成為俄羅斯文化肇始的日期。就這樣，美的理念，從一開始起，就和俄羅斯文化交織在了一起。
羅斯在皈依基督教後，曆任大公都無不通過大量興建拜占庭風格的大教堂來再現對此種美的體驗。基輔羅斯時期教堂的圓屋頂象征天宇的輝煌。教堂內部裝飾的繪畫，表現天與地的神聖創造者可怕的形象。壁畫表現孕育聖子的聖母瑪利亞。一個教堂是能給其周邊地區帶來美的中心和神聖化的來源。
具體的美而非抽象的理念向早期俄羅斯人傳達了基督教訓誡的實質，激發俄羅斯人從事拜占庭式的藝術和文學創作並使之繁榮。人的作用，不是分析業已解決的宗教問題，或對神秘事物進行解釋，而是懷著讚美和恭順之情對繼承來的禮拜儀式進行裝飾和美化。這樣便能得到一個完美的光輝燦爛的世界。
在古羅斯，美不僅是某種驚人和傑出的東西，而且還是崇高的和值得景仰的東西。此外，美還是富足——“俄羅斯大地，充滿了一切，所以你是美的”。
的確，俄羅斯人對美的崇拜，已經到了近乎狂熱的地步。他們往往把對美的追求，和對善、對真、對幸福、對愛情、對未來的憧憬結合起來。在他們的價值觀裏，占據首位的，是美，而和美密不可分的，是善和真。俄羅斯人習慣於“以美啟真”。在他們的觀念裏，這些東西本就是一回事。美就是至善，就是絕對真理，美就是一切，包括世上已有和沒有的一切。茹柯夫斯基初次旅歐期間，在1821年寫的一封關於德累斯頓藝術博物館的信中，充分表達了這種浪漫主義美學觀。我們可以把這當做這位詩人的美學宣言，它再現了詩人對美的感受過程。當詩人麵對《西斯廷聖母》時，他說：
我麵對這一維納斯所度過的一小時，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當時就隻有我一個人在。我周圍萬籟俱寂，一開始我費了一番力氣才穩住了神。隨後，我開始清晰地感到我的靈魂在擴張，一種令人感動的恢弘壯麗的感覺進入我的靈魂，對我的靈魂而言，一種不可言喻的美此時得以表述。她就在那兒，一個人隻有在一生最幸福的時刻才會有這樣的感受。純潔之美的精靈和她在一起。
“純潔之美的精靈”——這一美的符號，同樣也在俄國詩壇的太陽、俄羅斯文學之父普希金的筆下出現，並成為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愛情詩名篇《致凱恩》中的名句：
我還記得那美妙的一瞬：
你在我麵前飄然出現，宛如純真的美的化身，宛如瞬息即逝的夢幻。
對普希金來說，美是自在自足的，與人無關。轉瞬即逝的幻影、純潔和美的精靈、冷漠的自然，所有這一切符號後麵都滲透著一種意識，那就是美有其自己的、不為我們所知的生命。我們越是需要美，美就越不需要我們。普希金的詩作中，無論是《（高加索的俘虜》，還是《葉甫蓋尼·奧涅金》、《美人魚》，都貫穿著這樣一種理念，這一理念甚至滲透到詩人對其妻岡察羅娃的關係中來。
作為普希金的繼承者，俄國大詩人萊蒙托夫對於美的觀念與普希金明顯有別。如果說普希金是俄國文學青春期的象征的話，那麼，萊蒙托夫則似乎已經到了多疑而又孱弱的老年。普希金筆下有的是和諧美妙，而萊蒙托夫筆下則充滿懷疑精神和複雜的愛。他長於表現孤獨和惡魔精神——一種一刻也不安分、時時在尋求刺激、不安、焦躁、對現實和“此在”深深不滿的人的心靈特征。萊蒙托夫筆下的美，作為生活的形式之一，首先是一種挑戰。美的象征在萊蒙托夫筆下總是滲透著憂患意識，潛藏著一種威脅、不祥及對強者的挑戰。白帆呼喚著暴風雨，卡茲比奇在對人發出威脅，童僧在和老爺較勁。萊蒙托夫筆下的女性美同樣具有挑戰性和潛在的威脅性。生活似乎在通過美向他訴說：“來娶我吧，但要知道，這並不輕鬆，而且還有危險。”如《塔曼》中那個不知名的女孩，就是誘惑和威脅的化身。甚至就連貝拉身上的美也不無挑戰，其結果是給這個本來安詳的世界和那些安詳的人們，帶來了毀滅和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