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萊蒙托夫開始，美在俄國作家筆下的麵貌越來越複雜。
對於果戈理這個病態禁欲者來說，美簡直就是不幸的同義語，就連愛情本身也無法給果戈理以快感和享受。果戈理筆下的美打著痛苦的烙印。美從未給果戈理帶來幸福。反之，如果美不帶有哀傷和悲劇意味，也就無法呈現於果戈理的眼前。
在俄國作家群中，屠格涅夫是一個忘我地投身於女性美之魅力下的作家之一。他甚至斷言，米諾斯島上的維納斯，比1848年法國革命的原則更無可置疑和永恒。他筆下盡管寫了一係列美的女性，但作家對女性美的心理內涵的表現卻不無單調之嫌。屠格涅夫對美的態度好比“一個連同其馬都被裝在了女人口袋裏的騎士”。
他筆下的美一定得是誘人的，因為美是最真實的支配力。他筆下的美以其所許諾的快感和享受如果不令男人性格卑鄙的話，則令其意誌缺乏，渾身軟弱無力。男人則往往成為美的犧牲品，往往得為了這種美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屠格涅夫筆下的女性即使不美，也很堅強。麗莎、葉◇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蓮娜、瑪麗安娜等，都是他對女性美的塑造。
美的支配力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不在於屠格涅夫心目中那令人醉醺醺的快感，而在於激情洋溢地對罪過的懺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美總是心靈帶有深刻的創傷，而且幾乎總是由於對墮落或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體驗而賦予美以凶險和悲劇的性質。如塔季揚娜·菲麗波夫娜、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格魯甲卡和麗莎。所有這些女性——奇怪的是，她們都是未婚女性——的美，即便動人也不會達到迷人的地步。
塔季揚娜·菲麗波夫娜給她周圍的人散播著悲傷，連她自己對自己的魅力也不感到絲毫快感和欣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女性首先是些痛苦的受難者。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女性身上的美是承認的，甚至也是熱愛的。但他以為男性的漂亮卻是可惡而且可怕的麵具。“如果說女性之美往往潛藏著不幸、心靈的創傷、深刻而又帶有報複性的侮辱的話，那麼，男性之美卻令人想起冷酷的罪惡。”“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女性之美是一種力量、一種威脅，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一種恐懼，但其中也包含痛苦和悲傷。但男性之美卻總是不祥的，其後所隱藏的，總是獸性或卑劣的情欲，總是虛偽的、不必要的，因此，是放蕩的。”
從《戰爭與和平》開始，美在托爾斯泰筆下是一個“狡猾的敵人”。美人海倫捕捉到了彼埃爾，可這頭小熊卻在她懷裏長大、成長、強壯起來，直到有一天，他終於離開美人一走了之。美人自己隨即也死了，而且死得再難看不過。安娜·卡列尼娜起初似乎成了沃隆斯基的俘虜，可緊接著連她自己也被戰勝了。對托爾斯泰來說，女性之美一定得像紫羅蘭一樣謙虛，總是把自己的頭藏在廣闊的田野裏。生活中的美隻有一刻鍾可以有對幸福的希望，趕上了，你就幸福；趕不上，便會像《戰爭與和平》裏的索尼婭，永遠謙和溫順。托爾斯泰和美的戰爭的第二幕是在《克萊采奏鳴曲》中奏響的。托爾斯泰從年輕時就見不得女人撒嬌，這是偉人常患的呆小病。其筆下最後一種類型的女人出現在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複活》中，書中的女人不是在妓院，就是在流放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費特都斷言：美拯救世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美拯救世界是一個複雜的命題。沒有任何東西高於美，美是神聖的，但即使是美，本體論完美的最高形式，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現為對立的、雙重性的、矛盾的、恐怖的、令人震驚的。他不是觀察上帝的美的靜止狀態、美的柏拉圖思想，而是從美中看到火熱的運動、悲劇的衝突。美通過人來揭示。他不是觀察宇宙的、上帝的世界秩序之美。因此，就連美本身也再無寧日，人也不得安寧。美充滿赫拉克勒斯式的激情。
對於費特來說，美是和詩的創造聯係在一起的。詩即美，美即詩，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係。而費特正是這樣把寫詩當做拯救世界的義舉。
對他來說，“美不是女性之美就是美即女性”。在他看來，美並非一個美學的範疇而已，而是存在的本質自身，它在人和人類的生活中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美不是彼岸來客和遠方的美妙聲音，而是就在此岸，就和我們相依相隨。美是我們的生活固有的屬性。“美猶如所有來自自然的恩賜一樣，滲透於創世的整個過程之中；她猶如我們呼吸的空氣，甚至對那些對她一無所知的人也有影響；她甚至對那些不曾想到她會存在的人也有影響。但對藝術家而言，僅僅無意識地生活在美的影響力下或在她的光輝中昏昏欲睡是不夠的。當一個人對美那鮮明、盡管尚處於朦朧狀態的形式一無所見時，對她尚一無所見或是對她隻有模糊的感覺之時，那他就還不是一個詩人。”費特是一個把美和詩人的使命融為一體的詩人。“我的情歌並非唱給你的，而是唱給你那令人飽餐不盡的美的。”“藝術家使美的瞬間永恒化，令轉瞬成為永恒。”真正的美是那種沒有虛飾、不尚浮華的，真正的美應能反映世界的本質。美即自然，美即人的道德本質自身。合心靈性即是美，怡情適意即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