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至高權力概念，盧梭認為權力是不可分割的，一旦文明社會形成後，所有的這一切都要屬於社團。凡是成為社會契約的成員都應該放棄自己的所有權利，把它交給人民，並同意服從共同的意誌。他強調主權在民，共和政體的原則是一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公民自覺將祖國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是公民關心和參與國家事務的熱情。共和製度保證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因而得到人民的認同和擁戴，這是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國家的體製愈良好，則在公民的精神裏，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於個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於會大大地減少，因為整個的公共幸福構成了很大一部分個人幸福，所以很少還有什麼是再要個人費心去尋求的了。”
人民主權是以公共意誌為最高權力，全體公民根據自身的利益製定社會契約。一旦人民的公共意誌成為最高權力，它就成為不可分割、轉讓、限製和侵犯的權力；既然人民主權是全體人民的公共意誌，每一個人都享有主權。如他所說：“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主權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權的本質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誌又是絕不可以被代表的；它隻能是同一個意誌，或者是另一個意誌，而決不能有中間的東西。因此人民的議員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隻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他們並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決定。”
盧梭把政府代表製與人民時自由聯係在一起，他認為一旦政府實行代表製，人民就失去了自由，一切立法須經人民批準的國家才是自由的國家。在最高主權麵前人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人人都是法律的製定者和參與者，人人也是法律的服從者，在立法、守法和受法律保護方麵人人是平等的。他的思想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對政府的理想要求，當時的法國很難做到。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果然就把建立共和國作為自己的目標。這體現了法國人政治上的浪漫和不切實際，其結果是法國人在近兩百年裏都在爭取共和國。
二、政治智慧：力量強大才能主宰世界大革命：抽象的文學政治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絕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隻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製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在深入研究舊製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製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他發現，舊製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製的複合體，一方麵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製度的殘餘；另一方麵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製。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係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製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製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的；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製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製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製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製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製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製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