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製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製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製：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製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麵、絕對控製；更有甚者，舊製度實行官員保護製，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製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製度的一項成就，是舊製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也是舊製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製。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製既是舊製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隻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的心願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製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製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藥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係。其次，與一般人們想像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製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
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麵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麵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隻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曆史現象背後的曆史因果鏈條。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準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征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隻會高談闊論。
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製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製度的國度裏，普通人身受舊製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隻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