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製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到當時為止法國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誌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製、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嚐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係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欲望，但是，專製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係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製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隻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饑荒時期強行實施征集製、食品強製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j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
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屙”，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麵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衝塌神聖羅馬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
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製度被蕩滌。
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幹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侖軍隊的衝擊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占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神聖羅馬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弗蘭茨二世皇帝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裏德國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做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製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占領國。同拿破侖的鬥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
拿破侖：用劍開創事業著名的法蘭西共和國將軍和皇帝拿破侖一世於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的阿雅克修，他的原名叫拿破侖·比歐拿巴特。法國隻是在他出生前15個月左右才獲取科西嘉的。年輕時拿破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認為法國人是壓迫者。但是拿破侖卻被父親送到法國軍事院校學習。
1785年畢業時，他年僅16歲，就開始在軍隊當少尉。
4年後，法國革命爆發了，剛成立不久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幾年之內就卷入了同幾個外國列強戰爭的急流之中。老天賜給了拿破侖出人頭地的機會，他指揮炮隊在1793年土倫包圍戰中，從英軍手中收複了土倫。此時他已經放棄了他的科西嘉民族主義思想，把自己看做是法蘭西共和國人。他在土倫包圍戰中立下了戰功，被提升為旅長，1796年又被提升為駐意大利法軍司令。從1796年到1797年，拿破侖在意大利贏得了一係列輝煌的勝利，隨後以英雄的身份返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