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兩年前，當我還在長江商學院工作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應一家國外媒體的邀請，談談對於上海成為金融中心的看法。為此，我整整思考了三個月，終於在盛夏時提出了對上海成為遠東中心的全麵反思。一時之間毀譽交加，反響熱烈。後來，一位朋友點撥，既有其一，何不其二？
自上海之後，我又接著研究了中國數十個城市和國家戰略區的未來發展，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當初偶然，今成宏願。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對中國城市和區域的關注也是一種必然。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已經實現了初步崛起。而中國的崛起，正是伴隨著一批城市和區域的興起而實現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區，堪稱中國早期崛起的楷模。而在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已經呈現整體崛起之勢，以前存在於構想中的中西部崛起，已經變為現實。近幾年來，中西部在發展速度上已經明顯地快於沿海地區，中國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自2008年以來，中國先後將十幾個區域規劃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麵。自珠三角一體化發展發軔，到海峽西岸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江蘇沿海大開發、圖們江區域開發、黃河三角洲，到2009年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2010年的皖江城市帶、海南國際旅遊島，再到最近的新疆、西藏、成渝經濟區、西鹹新區等，從東至西，從南到北，幾乎全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棋局之中。
如此多區域和城市發展規劃的密集出台，將中國的各個區域和城市拋向了競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如何抵達彼岸成為各個地方主政者非常關心的話題。張五常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源自縣域競爭，而現在，這種競爭已經上升到城市、省域乃至大的國家戰略區的層麵。
此外，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各國的經濟都遭遇困境，中國亦不例外，各地為求突圍，紛紛尋找對策。無論是廣東的騰籠換鳥、非珠三角的騰飛、浙江的立地成佛式的產業升級，還是山東祭出的半島藍色經濟區、鄱陽湖和皖江的開發、濱海和重慶模式，等等，都是當地的突圍之舉。鄧小平說，改革需要殺出一條血路。而在未來，走出危機，亦需要殺出一條血路。如何在困頓中找到那條可以通向未來的血路，則是各個地方普遍關注的話題。
中國城市和區域的發展，有時候與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周期密不可分。最近幾年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僅是“十一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以及“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上屆政府徹底實現自己施政理念的幾年。在此情況下，中國城市和區域的發展，洗牌在所難免。
在新的改革時期，如何對本地進行定位，確定新的發展戰略？
在增長困境中，如何找到突圍之路？
在“十二五”規劃乃至更長的政治與經濟周期中，如何相對其他區域獲得先發優勢和比較優勢？
這三大問題，是各個地方主政者最為關心的問題。自2010年以來，我也多次應一些地方政府的邀請，交流探討當地發展之策。他們對於本地發展的迫切之心，殷切之情，如地底火山，呈噴發之勢。同時，本地的未來發展，也引起了各地民間人士的普遍關注。關於城市發展之策的部分研究成果，我已經發布在個人官方博客中，很多當地市民就曾對我的研究發表了很多中肯的評論，他們的思索，深沉而熱切。
二
新的發展周期、新的政治和經濟周期，對於每個城市和區域來說，都意味著大變局的來臨。而變局的魅力，全在於順應時勢，獲得發展。
公道自在人心，成敗全在時勢。
時勢二字，對於城市和區域的發展至關重要。在中國第一輪的發展中，各地對於時勢的把握程度不一，直接造成了中國發展的不均衡。在我走訪過的很多內地城市中，普遍存在著一個遺憾，那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走的是海洋時代的慣有國家戰略，即優先發展沿海地區，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而這種戰略與中西部的經濟塌陷有直接的關聯。很多內地城市底蘊深厚，亦不缺少有遠見的雄才，但是受時勢所限，這些城市無法發揮自身的優勢。例如武漢，由於中國以外貿而非內需立國，海運取代陸運，武漢的所謂“天下之中”的優勢蕩然無存，自然無法雄起，而隻有待中國內需時代來臨時，武漢方可一展雄姿。
有時候，機遇如同天上的風與雲，瞬息萬變，如果抓不住，也許就永不複來。在時勢具備的時候，能否洞察時勢、順應時勢，考驗的則是一個城市的勇氣與智慧。人皆言深圳是乘勢而起，但是，同為特區的珠海，卻與深圳相去甚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珠海沒有把握時勢。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終於在2008年成為國家戰略，但是，此時地處珠三角經濟區的城市已經普遍崛起，珠海和澳門，根本無法形成相對於珠三角的比較優勢。但是，橫琴如果早20至30年被開發，則結果會大不一樣，今日的橫琴，即當年的羅湖，可惜，此一時彼一時，橫琴未能在珠三角初起時發力，待珠三角崛起之後，其被邊緣化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