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與廣州，既有強大的科教實力，又有發達的經濟作為保證，成為中國人力資源最為豐富的城市。
而深圳作為本土教育實力相對落後的地域，之所以能夠吸附全國性人才，靠的就是其富有活力的經濟。
武漢引以為傲的軟件行業，人才流失現象亦很驚人。甚至在光穀，一度出現寫字樓價格比住宅還低的怪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武漢缺少像華為、中興那樣的龍頭企業，本土軟件企業沒有形成產業集群，其薪酬水平也沒有競爭力。而在2009年，僅華為一家的收入就突破1000億元，是武漢光穀所有企業收入之和。
深圳在本土人才缺乏的情況下，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吸附了全國各地的人才，特別是武漢、西安等地的人才，成為中國最富科技創造力的城市。在深圳，每50個擁有大學學曆的人才中，就有一個是武漢大學畢業的。深圳的金融係統，幾乎是由武漢大學係“把持”著；其機械工程領域，幾乎是由華中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把持”著；而其政府官員，很多都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武漢人才的流失，亦與武漢的經濟結構息息相關。自2000年後，武漢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顯示出逐年降低的趨勢，2008年武漢市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為67.53%，首次跌破70%。
長三角和珠三角強大的人才吸附能力，則得益於其發達的民營經濟。
廣東省擁有20多萬家民營企業，從業人員逾1000萬人。浙江民營經濟更為發達，擁有30多萬家民營企業，全省生產總值的70%、稅收的60%來自民營經濟，新增就業崗位的90%來自民營企業。
反觀武漢，其產業結構仍然以重工業為主，經濟主體主要為國有企業，特別是武鋼、武重等國有企業過於強大，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民營企業隻能如野草一樣，在石頭縫隙中生存。
眾所周知，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壟斷國有企業的待遇非常優厚，全國都如此，武漢亦不例外。但是，武漢國有企業的容量畢竟有限，而且國有企業內部近親繁殖的現象嚴重，更多的人才無法進入這些企業，加之民營企業不足，最後導致武漢整個人才容量有限。更重要的是，武漢民營企業的弱小，以及其相對國有企業的從屬地位，使武漢民營企業的從業人員不僅收入低，社會地位亦低，缺少尊嚴。在此種情況下，大批人才紛紛舍棄武漢，“孔雀東南飛”，甚至是往北飛，就是不肯在本地棲息。
武漢需要“九派橫流”的宏偉器局
“茫茫九派流中國”，毛澤東在武漢的沉吟，無疑是對那個時代武漢宏偉器局的一種推崇。彼時的武漢，正是憑借吞吐天下的氣象，吸引著四方豪客。
時至今日，武漢“九派橫流”的氣度已經消失無蹤，這也是武漢無法吸納人才的重要原因。
文化產業領域最能體現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人才吸附能力。美國文化產業比重超過20%，成為全球人才彙聚之地；亞洲的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比重亦近20%，成為亞洲人才彙聚之地。
如果說武漢的傳統產業並不占優勢尚且情有可原的話，那武漢身為全國第三大科教基地，卻文化產業落後，則是絕對不可原諒的。
2009年，武漢市文化產業的增加值達到259.92億元，占武漢市地區生產總值的5.7%，幾乎與西安等同，而北京同期的文化產業的比重為12.3%。另一科教重地廣州的文化產業產值為717億元，占比7.87%。杭州的文化產業產值的占比則達到了12.6%，為全國最高。同為計劃單列市的非省會城市青島的比重達7.5％，而武漢的近鄰長沙，更是達到了9.9%。武漢文化產業的比重，與其在全國文化領域的地位，嚴重不相稱。
在文化產業領域，最直觀的就是傳媒行業。就數量而言，武漢也算是媒體雲集，其《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亦算國內大報。特別是《楚天都市報》，為國內為數不多的發行量超100萬份的大報之一，在都市報係列中僅次於《南方都市報》，但是，兩者在全國的聲望卻相差太遠。整個湖北，幾乎沒有領先全國的高端媒體，全國發行量最大的《知音》雜誌，則在內容上偏於情感化，常常被人詬病。
時下，大眾所公認的文化傳媒重地是“南廣北京”，以及後起的長沙、成都等地，武漢難成偏師一角。遍觀大武漢，竟無可以引領全國輿論先聲之重器，可謂是武漢的特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