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武漢的非公經濟總產值為2178億元，占經濟總產值的47.8%，尚不滿50%；而同為老重工業基地的沈陽，其非公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已經達到了65.2%。而其規模以上企業的增加值，更隻有668億元，民營企業的缺失，使武漢的經濟結構嚴重地失衡。
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國有企業改製的推進，武漢市市屬和湖北省省屬國有企業，很多都倒閉了，甚至在以前的重點產業紡織行業也如此。除武鋼、武重、武船等巨頭之外，武漢幾乎沒有能夠叫得響的其他企業，而由於民營經濟的不發達，武漢的工業根基相當薄弱。
2009年，武漢民營企業中從事工業生產的，隻有不到30%；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達到70%以上；而在這70%中，大約有63.4%的民營企業從事零售和餐飲，即有將近50%的民營力量，都集中在零售和餐飲領域。武漢成為大市場和大飲食店。
武漢作為全國第三大科教基地，其科技轉化率卻隻有39%，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武漢缺少民營企業。而武漢培養的100個博士中竟隻有一個留在武漢，其根源亦是如此。
武漢有金融機構31家，外資銀行4家，全國性銀行16家，其金融機構的密度居全國第五，可是，在武漢，金融資源都向國有企業傾斜，民營企業生存艱難。在浙江，出現了一家浙江泰隆商業銀行，這家銀行專門為中小企業貸款，被稱為“中國的尤努斯”，而在武漢，這種銀行能否生存下去，則是一個未知數。
最讓人寒心的是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簡稱“東星航空”）的破產。東星航空近年來在國內強勢崛起，如果不是半路遭遇危機，東星航空之於中國航空業，正如吉利、比亞迪之於汽車企業，可謂前途無量。可是，在東星航空陷入困境的時候，湖北省和武漢市都不願意出手相救，甚至將其介紹給中國航空集團公司這樣的鱷魚。自己的羊不保護，反將其推向狼口，東星航空的破產和其董事局主席蘭世立最後的身陷困局，凸顯了武漢對於民營企業的輕視。
而這種“重國輕民”的習慣，以及權力對於經濟的過度幹預，正是武漢與沿海發達地區的最大區別。凡是國有經濟比重過大、管製嚴厲的地方，就是經濟活力窒息的地方。
如果說廣東和浙江這種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並無代表性的話，那河南的崛起，則不得不引起湖北反思。從1998年至2008年，河南與湖北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當初的7∶10，變為16.2∶10。從增速來看，10年之間，河南的增速是湖北的兩倍以上，而這其中的區別，即在於兩地民營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
河南省非公有企業的數量已經接近200萬家，這些企業不僅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達到60％，居中部六省首位，而且還產生了上百個全國行業冠軍和十幾個世界級的大品牌。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河南有8家上榜。
今日的鄭州，亦足可為武漢的榜樣。2009年，鄭州非公有製經濟占比達到58%，遠遠超過武漢。億元以上的民營企業的數量，鄭州是武漢的兩倍。而武漢除了幾個武字頭的企業，幾乎沒有在全國叫得響的企業。即便有，黃鶴樓酒，也是由於行政手段起死回生，黃鶴樓香煙，亦是靠強行兼並了紅安卷煙廠等競爭對手，壟斷市場而坐大。
以武漢為中心的武漢城市圈和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在經濟活力上，亦高下有別。
事實上，河南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並不是鄭州，而是鄭州北邊的屏藩新鄉。新鄉的民營經濟的比重超過了2/3，而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更超過了3/4。
新鄉鼓勵民營企業自主開發和技術創新，采取聯合承接、聯合設計、聯合製造等形式，加強與國際知名企業合作。這些政策促進企業盡早擁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和知名品牌，提高了企業核心競爭力。新鄉引導上規模的民營企業采取技術入股等多種形式，致力於打造民營企業集群。
河南新飛電器有限公司（簡稱“新飛”）、河南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蘭”）、河南金龍精密銅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金龍”）、河南科隆集團（簡稱“科隆”）等一批創新能力較強的民營企業，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聲名鵲起，新鄉也開始一飛衝天，迅速崛起。
在中原城市群中，湧現了新鄉等眾多富有民營經濟活力的地區。而在武漢城市圈中，目前還沒有出現民營經濟重地。更多的城市，與武漢一樣，都是國有企業唱主角，民營經濟實力不足。